往往能见其全体，而不能见其细微，古圣贤一开口即是天地万物，总括全体而言之，好像远远望见一山，于山之全体是看见了的，只是山中之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说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于山之全体，却不十分了然。将来中西学说，终必有融合之一日，学说汇归于一，即是思想一致，思想既趋一致，即是世界大同的动机。现在世界纷争不已，纯是学说分歧酿出来的。我们要想免除这种纷争，其下手之方法，就在力求学说之一致。所谓一致者，不在勉强拉合，而在深索本源，只要把它本源寻出来，就自然归于一致了。所以我们批评各家学说，务于不同之中，寻出相同之点，应事接物，务于不调和之中，寻觅调和的方法，才不至违反进化之趋势。不是我们强为调和，因为它根本上，原自调和的。我看现在国中之人，往往把相同的议论，故意要寻它不同之点，本来可以调和的事，偏要从不调和方面做去，互相攻击，互相排挤，无一事不从冲突着手，大乱纷纷，未知何日方止！
现在各党各派，纷争不已，除挟有成见，意气用事者外，其他一切纷争，实由于学说冲突酝酿出来的。要调和这种纷争，依我想，最好是各人把各人崇拜的学说，彻底研究。又把自己所反对的学说，平心观察。寻觅二者异同之点，果然反复推求，一定能把真正的道理搜寻出来，彼此之纷争，立归消灭。因为世间的真理，只有一个，只要研究得彻底，所得的结果，必定相同。假使有两个人所得的结果不同，其中必有一人研究不彻底，或是二人俱不彻底。如果彻底了，断无结果不同之理，大家的思想，既趋于一致，自然就没有纷争了。
在我个人的主张，可把各种主义，公开研究，听人尽量地怀疑和批评，然后才把真理研究得出来，全国思想才能统一。有人驳我道：现在是训政时期，如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听人怀疑批评，则是对于孙中山失了信仰，即是失去全国重心，中国怎能立国？我说：理论和事实，本可分开的，怀疑批评，乃是理论上之事，未即措之实行。现在全国隶属于“三民主义”之下，政治上一切设施，当然照着孙中山的办法做去，不能任意变更。至于学理上之讨论，尽可听人自由。到了讨论终结，全国人都认为孙中山主义不适宜，一致请求变更，我们又何不可变更之有？未达到全国人请求变更的时候，当然遵循孙中山主义进行，如有违反“三民主义”，做政治上之行动者，当然严予制裁。据我的观察，现在各种主义，如不由于公开研究之一途，思想之纷乱，是无有穷期的，因国内之争端，和人民所受之痛苦，也就无有底止了。……世间虚伪的学说，才怕人怀疑和批评。关圣帝君的《觉世真经》说：“不信吾教，请试吾刀！”注《太上感应篇》的人说：“有人毁谤此书，定遭冥谴。”因为这两种书所说的道理，经不得研究，生怕人怀疑和批评，无可奈何，才出于威吓之一途。至于牛顿和爱因斯坦诸人的学说则不然，任人怀疑，任人批评，信从与否，听人自便，结果反无人不信，无人不从。其所以然之理，也就可以深思了。世间的道理，愈怀疑则研究愈深，愈批评则真理愈出。孙中山的学说，是不怕人怀疑的，是不怕人批评的，经一番攻击，增一番鲜明。我们尊崇孙中山，当以事牛顿和爱因斯坦之礼事之；不当以事关圣帝君和太上老君之礼事之。如果说他的学说，不许人怀疑，不许人批评，无异于说《三民主义》一书，所含的真理，与《觉世真经》和《太上感应篇》相等，名为尊崇孙中山，实则污蔑孙中山了。
主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有了三民主义，就有非三民主义。各种主义，纷然并立，仿佛世界各国纷然并立一样。有了国界，此国与彼国，即起争端。有了主义，此党与彼党，即起争端。世人只知爱国主义是狭小的，殊不知崇奉一种主义，也是狭小的。将来世界各国，终必混合为一而后止；各种主义，也是融合为一而后止。无所谓国，无所谓主义，国界与主义，同归消灭，这就是大同世界了。作者主张联合世界弱小民族，攻打列强，可说是顺着大同轨道走的。主张各种主义，公开研究，也可说是顺着大同走的。
至于学术思想，我是绝对主张独立自由的，这已可从我上面的话看出来。中国政治界的君主，和学术界的圣人，所走的轨道是一样的。春秋战国时，列国纷争不已，后来产生了皇帝，列强就消灭了。同时诸子百家也纷争不已，后来推孔子为圣人，诸子百家也就消灭了。皇帝任下一道命令，人民都要服从，如不服从，就是大逆不道，圣人任发一种议论，学者都要信从，如不信从，也是大逆不道。皇帝在朝廷上盘踞起，圣人在各人心坎上盘踞起。皇帝蹂躏民意，圣人蹂躏思想。中间有点区别者，皇帝的专横，是皇帝自己做出来的，应由皇帝负责。圣人的专横，是后人借孔子招牌做出来的，孔子不能负责。后来皇帝之威权剥夺了，英、法、德、俄、美、日诸国就闯进来，执行皇帝的任务，成了变相的皇帝，一般人就以事皇帝之礼事之。同时孔子之威权也剥夺了，卢梭、达尔文、杜威、罗素诸人闯进来，执行孔子任务，成了变形的孔子，一般人就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