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迫的政治摊派）。若是算上这些，恐怕平均盐税更高。”
一开始听到东北的盐税比外国还低，众人脸色都很好，但后来听说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税收流入私人腰包，大家的心又猛地一沉。
“你尝试估计一下无论正税、杂税，有名之税，无名之税，全部加起来一共有多少？”
“国家税赋容易计算，历年都有积档，但规费、报效等，并非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入，而是流入私囊，确数难于计算。雍正年间曾加以整顿，将查出的规费收归国有，总数约和正税相等。以后历朝都有整顿，但都不能禁止各级官吏在此之外索取。很显然，规费虽然最后都通过增加盐价的形式转嫁到民众头上，但不能、也无法将其计算在盐税收入内。根据姚莹对淮南四岸地估计，规费与正杂各盐课的比例约为1：3。
至于报效，起源于乾隆中期，以后每逢大宗军需、庆典、工程，淮商捐款动辄数百万两，长芦、山东、两浙亦数十万两，几成惯例，每年均以一定数目随盐课带征。报效与规费有相似之处，它并非法律规定的国家或地方税项。其在盐商方面实系一种贿赂性质，而在朝廷方面则为勒索，虽无加税之名，却有加税之实。”郑昊总结道，“如此算来，全国平均盐税当在西欧的四倍以上，日本的四倍左右。东北情况稍好，也在两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