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派钱，搞得人民群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还有风涌而来的数股地主武装，名为抗战，实则浑水摸鱼，继续维持封建统治。
国民党县长吴明龙，因局势混乱，难以应付，携巨款潜逃。为不留真空，控制武安，新5军军长孙殿英，在不到1年的时间，接连委派了3任县长。同时，日本侵占武安后，随即开始了治安强化运动，把魔爪伸向武安人民。
正当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时，刘伯承、邓*平领导的八路军129师，奉党中央之命，开赴抗日前线，以太行山为依托，创建抗日根据地。在人民群众最艰苦的时刻亮起了抗日救国的明灯。给人民带来了希望，给祖国带来了光明。司令员张贤约、政委杨树根率先遣队，于11月来武安活动，次年春，陈赓领导的386旅，也来到武安开辟工作。当时政治形势严峻，斗争尖锐复杂。日伪军控制了半个县，有相当实力的孙殿英支持国民党县政府，我方陈赓领导的只有两个团和先遣队，一国三公，我为最弱。如何打开局面，站稳脚跟，是当时最为紧迫的任务。
日本人未占领武安以前，在民国政府统治之下，武安曾出现过对当时社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十大乡绅”。这十位乡绅是：杜老顺，韩老绍，李绳武，司华武，郝群武，贾博元，王秀文，杨宏政，孟献之，申志诚。
杜老顺（城关五街）和韩老绍（一街）均为大地主兼商人，土地均在4000亩以上，城内有商号。韩老绍的堂号为常兴，人们称之“常兴韩”，日伪统治时期为武安最大的地主，其土地大部分在河南，他一生节俭，虽有钱，却过着“穷日子”，其子名叫韩太的（韩慎枢）。杜老顺为日伪统治以前武安头号地主，在民国政府县财委会担任委员，堂号为“九盛”，人们称之为“九盛杜”，其土地一部分在城关，大部分在城外，康宿田村为大户，房有600间。此人出手大方，常救济穷人。武安城有“南姚北杜，中间有个估不透”的说法，这个“杜”就是指杜老顺的祖上。贾博元（三街），王秀文（一街），郝群武（云驾岭）三人均在外地任过县长，后回乡，其中王秀文久住开封，武安人到省府打官司，皆找他出面办事，王秀文算个“好时派”，民国16年，天门会闹事时，他收天门会头领万国瑞为干儿。李绳武（城南），河南官立法政学校毕业，河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参事，是1940年版武安县志的主编，人品学识皆在他人之上，堪称十大乡绅之首，日本人占武安后他一直没有进过城，不出来为官做事，不为日本人纳粮草，其侄子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当地汉奸皆怕李绳武，极力巴结。司华武（五街，其儿子司庆轩在国民党政府任要职），杨宏政（一街），申志诚都是参议会议员。孟献之为前清举人，曾任剿共委员会宣传员，武安解放后以汉奸犯逮捕，其子亦在土匪杨四的部任要职。李绳武，司华武，郝群武被人们称为当时武安的“三只虎”，他们读书多，有文化，还在政府里任点职务，参与地方公事，时常说公了私，包揽诉讼。民间快板说：“来了个人叫朋友，领来城里三只虎，一见官，把嘴努，原告却成了真凶手。”足见这三个人的影响力之大。
“绅”本来是和皇权共生的社会集团。主要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绅士地位，成为社会精英。“绅”分为“正绅”和“劣绅”，从正绅的角度说，“绅”能达民意，能孚众望，能协力地方公正，既有内在的道义性权威，也有外在的法理性权威和个人魅力性权威。
民国时期虽然还有“绅”的称谓，但他们不再以“功名”身份获取社会地位，他们与传统士绅在威望和才德方面不可同日而语。民国时期“绅”的社会构成，除了少数前清遗留下来的一批举贡老爷外，多为民国时期的“新贵”，出身多为地主，商人，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军界人员，地痞流氓，土匪乡霸等。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说：“民国的绅士多数是钻营奔竞之绅士，非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资格者各县皆寥寥无几。”
这里要说的就是武安县最大的土豪劣绅——李品三，李品三何许人也？武安县商会会长，也是武安县最大的大地主，刚刚说的那些人都是归人家李品三管辖的，他怎么就这么牛比闪少了？这要从李品三的祖上说起！
李品三祖上三代，全都是地主老财，采取霸占民田、买“飞田”、吃“心心田”、买“官田”等手段，豪夺田产一万二千余亩，还有银行字号22处、当铺5个、街房684间、碾子10座、公馆29个，家藏大量金银珠宝。
从此，李家开始过起了残酷剥削农民的恶霸地主生活：农民租种他的一亩田，先要交二斗黄谷作押金，由于通货膨胀，押金往往贬值，他便采取夺田另佃或换订新约的办法要佃户重交押金；他还特制量斗，用大斗进、小斗出的办法，在农民交租、购借粮时进行盘剥。李品三妻妾成群，还强女干女青年多人。
他家有二十口人，常住武安有六个，可是侍候他家的奶妈、丫头、雇工就有六七十个，这些人饱受虐待和折磨，甚至眼瞎身死。李品三豢养了一批的武装家丁和一批打手刺客，他心狠手毒、肆意滥杀，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