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宦官节度使竞如此之多，这在两宋历史上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其三、不得交结外朝。宦官不宜便外官与之交结，是宋代防止宦官专权的一条重要原则。按照法令，两者如若相互往来，宦官如若会见宾客，将受到惩处。然而徽宗时期，宦官交结外朝已经成为风气。童贯与蔡京一度相互抬举，梁师成与王黼始终沆瀣一气，蔡攸与童贯、梁师成，黄经臣与郑居中、卢航表里为奸，即是其显例。当时，士大夫几乎无不奔走宦官之门，相习成风，皆以附内诗为荣。但凡权势显赫的宦官无不其门如市，他们各立门户，公受货赂，以贩鬻官爵。故政和、宣和间，所除宰执，尽出其门。
其四、不领外局。太祖时，宦官未尝令预政事，或有不得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干一事。当时人指出：内侍领外局，非祖宗之制。如果说杨戬、李彦相继提举西城所，兰从熙等人负责营造宫殿、苑圃，或许尚属宫廷中事，那么李彀提举京城，谭稹、梁方平长期率领重兵在外，则属于领外局。如果说从前宦官出任走马承受，只是作为皇帝的耳目，仅派往边关要塞，或许尚属差出只干一事，那么这时不仅差派范围扩大，而且实专其事，则属于领外局。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记载，宣和中，百司庶府悉有内侍官为承受，实专其事，长2皆取决焉。梁师成在任秘省承受即廉访使期间，竟公然坐于长2之上。童贯更是先后出任陕西、两浙、河北宣抚使，统率重兵西征、南征和北征，并领枢密院事，全面总管军政，成为两宋历史上唯一的宦官执政，有媪相之称。他还突破了北宋分割军权的旧规：枢密院事掌兵籍虎符，三衙管军，诸路帅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李纲指出：自童贯以领枢密院事为宣抚使，既主兵权，又掌兵籍虎符，始坏祖宗之法。
其五、不典机密。貂当不以典机密，被宋人称颂为祖宗良法。梁师成首先突破这一良法，他不仅所领职局至数十百，而且御号令皆出其手，遂行宰相事，被人们称为隐相。黄经臣每云诏令皆出其手，言上将用某人，举其事，已而诏下，悉如其言。照此看来，当时典机密的宦官不止梁师成一人。宦官不得典兵权的原则在太宗至迟在神宗时期已被突破，而宦官典机密始于徽宗时期。这是北宋晚期宦官权势显赫的主要标志。如果说两宋时代大体无内朝，那么徽宗时期则属例外，以宦官干政为特色的内朝业已形成、外朝：三公领三省
就外朝来说，对于徽宗时期宰相的权力不能低估。当时人所说宰相充位云云，言过其实。其时并非宦官独自横行，而是六贼共同当道。六贼之中的宦官与非宦官虽有矛盾，但以表里为好为主。从总体上说，两者的权力同时膨胀，大致相等。蔡京名列六贼之首，是两宋历史上第一个权相，人们但知有蔡京，不知有朝廷。宣和年间，王黼的权势与蔡京近似。他专权稔恶，中外畏之，无敢言者。北宋晚期出现权相，固然与蔡京乃至王黼善于玩弄献媚皇上、勾结宦官、网罗党羽等卑劣手段有关，但关键在于某些限制相权的旧现被废弃，并形成了若干促成相权膨胀的新制。以下五项，即是其例。
其一、独相。宋人徐度称：‘国朝中宰相、参知政事，多不过五员，两相则三参，三相则两参。此外，也有三正一副、三正无副等多种情况。宰相不是一人，而是一个集体，以便相互制约，避免独断专行。然而这项规定弹性较大，不时因故出现独相现象。北宋时代独相凡6人，其中徽宗时期即达5人之多。其中人独相时间极短，王黼也不过年个月，而蔡京则前后4次拜相，任相凡4年5个月，独相共年之久，在北宋时代均属绝无仅有。
其二，三公领三省。从前三公为宰相、亲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不预政事。这时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公，为真相之任。蔡京首先以太师总领三省，称公相。王铺随后又以太傅总冶三省事。其结果是神宗在元丰年间所恢复施行的中揆而议之，门下审而覆之，尚承而行之的三省制度遭到破坏，相权集中于一人。徽宗退位前夕，才迫于公议，下诏宣布：三公止系阶官，更不总领三省。
其三，讲议司与经抚房。蔡京于崇宁初年、宣和末年两度提举或兼领讲议司，王黼于宣和年间自置经抚房。讲议司的性质为中之外又一中，它负责制定各种条例，凡谬政弊法，流毒天下者，皆当时所为。如果说讲议司与神宗初年的制置三司条例司不无因袭关系，那么经抚房则属首创。经抚房专治边事，不复关枢密院。其实，领三省本身便权重，并任兵柄。可见，公相岂止总领三省而已，实际上还总领枢密院。其四、参预任命台谏。按照北宋旧规，台谏官由皇帝亲自任命，宰臣、执政官勿预。徽宗即位后，诏宰臣、执政、侍从官各举可任台谏者，为宰相操纵台谏官任命大权大开方便之门。于是徽宗时期台谏官大多出自宰相之门，台谏官独立言事、风闻言事的原则也随之有名无实。蔡京自除门人为御史，如御史中丞朱谔出蔡京门，善附合；许敦仁系蔡京故里旧交，凡所建请，必受京旨。王安中则党同王黼，他弹劾蔡京，并非独立言事，只不过是蔡、王二人争夺权位的反映。不少台谏官都以宰相为后台，如（黄）葆光主郑居中，（石）公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