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也正常了。医生叮嘱他，这病不能劳累，而且生活上要讲究些，心情上要放宽才能保证不复发。如果复发了的话，医治难度就大了。我给父亲说，要他和我们一起在城里生活，可他说兄弟年纪小，不会安排打算，要回去指导他。无奈之下，我说，兄弟在家，重活让他做，叫父亲不要在做重活了。生活上想吃哪样就买那样，不要太节约了。父亲答应了我。
然而，因为兄弟的女人没读过书，年纪不到十九岁，一与兄弟发生矛盾，就搬外家。外家的小姑更是泼妇一个，泼得家里不得安宁还不是，甚到那泼妇的男人也横不讲理地提刀“卫护”自家人。整得懦弱的兄弟两口子离家外出打工。还把不到六个月大的寻娘留给母亲代养。打田插身的时候，家里实在没有人手，父亲不得不苦撑着下田。每次打田回家，父亲都感到冷透骨髓。必须燃起大柴火烤才行。插完身，因为劳累，父亲又如纸人似的让人看了心酸。而远在江苏的兄弟，不但不会想到寄一点钱回来，就边电话也不会打一个。他又没手机，也不知他的电话。这让父母为他既担心，又伤心。好不容易打来电话给父母，他说他与那个厂签了三后的合同，平时只支几百块钱的生活费，没有钱可寄。说是没用的话将家里的牛马卖了支撑一下，他没有办法。
唉！父亲苦了一辈子，年近古稀，除了吃用治病的花费我能负责外，儿女各自在外，难以在身前多尽一分孝道，想来心理很不是滋味。而且因此让父亲身心疲惫，更是让人倍感愧疚。
我到家后看到父亲瘦得不成样子，而且还咳嗽着。我想，父亲的病又复发了。我带他到县疾防中心结核科检查下来，证实我的判断没错。想起他痊愈回家时医生的叮嘱，这让我感叹不已。疾防中心结核科医师罗敏轻言细语地对我和父亲说，从X光片对照上看，右肺叶上有半掌大的感染迹象。从其他未感染的部位看，病情虽然得到控制，但没有明显改善状况。如要治疗，需用“合医证”到她们科来，用另外的非免费药物进行治疗。我说，只要换一种疗法后有利于治疗，那好办。
我希望父亲能静下心来，在我的家里住下来，好好吃药治疗。父亲说，家中那么多牲畜，那么些田地，母亲一个人是难以支撑的。可是我说，再这样下去，他这身体能支撑多久？
我给母亲打电话说出我的想法。母亲听后哽咽着说这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尽头？讲到兄弟，母亲哭着数落半天，怪这怪那。我努力地安慰母亲。可母亲却打断我的话说：“不讲了，不讲了，讲多了也是冤枉的！”母亲挂断电话后，我一夜辗转难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