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情
从我的记忆中，到我们窝子村教民办学校的老师，都安排住在村里最好的房子。
这是一栋“长五间”的房子。高二丈一尺八寸。有三面是“錾花”点点、青丝合缝的石墙。石墙上还留有不少枪眼。屋顶盖的是大小基本一样、整齐有致的石板。红板黑柱的木楼，还有雕花木栏。第一层屋的地面用青石板铺成。但这方方正正的青石地面，比镶院坝的石块要薄三分之二。好像与房盖板差不多。要进入这栋房子，得从前面走过三进三层的“大财门”，进入大院坝，再上小院坝，穿过一栋长七间瓦房的过道，再进入方石铺成的长院坝后，才能登堂入室。反霸时，这房子被用着普定五区办公大楼。本来，早先就有好几户“贫苦农民”搬进去住。但一听说要调给老师住，就自觉地服从村里的安排，搬到狭窄一些、差一些的其他房子去住。甚至到临时搭建的茅屋去住。
解放初，窝子村的子弟，要上小学一年级都得到四五公里远的陈家寨。实行农业合作社后，才由村里修建了两栋只有一层的教学楼。楼与楼之间有一个操场。北楼左边还有一块方方正正的屋基地，用作老师自食其力的菜园。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上学的时候，开始仅有一位老师上课。后来，年级增多了，又增加一位老师。两位老师都是跟班上复式课。“高班”读完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有条件的人家，就到陈家寨或到县城读初中。直到后来有戴帽中学为止。
记得那时给民办老师的报酬，除了国家有很少的经费和“工资”补助外，主要是由受教学生按人头交“学粮”。好像是每个学年每个学生30斤粮，苞谷、稻米各一半。绝大多数人家给老师的苞谷都是“提子”苞谷，个头大、颗粒饱满；而米呢，都是经过筛选的红米，一颗像一颗的。似乎不这样就对不起老师烧。虽然那个时候，很多人家，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但给老师的粮，不但要选好的，而且称的时候，称杆不压翘起来心还不肯！至今我记得我的启蒙老师张如熙对我父亲说过：“你们现在恼火（日子难过），称够就行。更何况你们不吃都要拣好的给我！我还真不知要如何感谢你们这份心意！”父亲听了这话后说道：“这地方太偏僻，样样靠劳力，做哪样都不方便。请了不少老师，愿来的很少。你能来，我们都感谢不了！要不，这些娃娃不晓得咋做？走远处去读，年纪小了，又不大放心。只有我们谢你才是。你咋这样说呢？”
那时，做不来的作业去问老师，老师总是微笑着认真而细心地讲解，直到我们点了头，他还怕我们不懂装懂，还要反复地给予讲解，以让我们加深印象。通过引导，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理解讲给他听，基本正确后，他就会高兴地表扬一下，让我们在他的表扬里渐渐地增加了学习信心。
张老师不但不因大多数学生父母目不识丁，就混日子。不要说吹“预备铃”（用哨声代铃）的时间准确无误，备课、上课、改作业都很认真。每道题，对的打勾，打得一丝不苟；不对的，他一笔一画地改在一边，让学生一目了然。而且只是象征性地打一个小小的叉。看得懂的家长与看不懂的家长在一起摆到老师的认真负责，都会引起由衷敬意。更明显的是，我们刚上小学的时候，理发是由父母用剪刀随便帮我们剪个“马桶盖”。这不仅是带我们去赶远在十五六里外的白岩场不方便，更重要的是为了节约理个发的那两角钱。张老师看到这个问题后，就不知从哪买来手推的理了剪。对作为学生的我们，好言好语的哐我们理发，以去掉头上的“马桶盖”。从此，我有机会跟父母外出作客，不再为头上的“马桶盖”抬不起头了。反而会在表兄表弟面前骄傲地昂起头来说：“这是我们张老师帮理的，该好看啰！”
张老师的这份责任和爱心，让家长们很受感动。因此，不少家长，都就算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表示这份心意，自留地里的嫩苞谷都要拿几个，毛豆也要送一把，洋芋也要选几个大的送去。遇上端午、中秋，能做点好吃的人家，觉得还勉强拿得出手的，都要送点过去。入秋以后，茅草菌、鸡枞菌，谁的家长找到后，首先想到的是要送点给老师尝。
晚上，老师在备课、改作业之余，还会打着电筒，到学生家走访。那时，村里上学的人，没超过三十个，住得比较集中。每到一家，老师理解农民的处境，很随便坐下。多数家长却很惶惑，总觉得自己家中的环境卫生对不起老师。
火煤炭由生产队开工分派人用人力鸡公车推或用马驮。而老师为此会煮上一碗在当时来说很奢侈的面条，并打上两个荷包蛋，放好油盐，以示感谢。这往往让运煤的人连说话都咯咯顿顿的脸红。用桶似的可移动的土沙火的老师，晚上早早的就拌稀煤把火盖了，以节约用煤。
专为老师留着的那块菜园里，常有主动前往的学生家长在那里犁地、薅地、泼大粪的身影。虽然村里为老师备有锄头、粪桶大多数人家、粪当（舀粪便用的木圆形长柄器具）之类的工具，但只要看到老师在菜园里，就会有人主动上前帮忙。
想起年少时的这些师情往事，心里有一种难舍的怀恋。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