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包括自杀、教杀、赞杀。杀生的方式，有的是用有形的刀枪杀害对方，有的是用无形的语言伤害对方，例如说话断人希望，使他无以生存，或是造谣生事，使他无以立足，都是杀生。杀生有行为上的杀生，有语言上的杀生，乃至有意念上的杀生，甚至“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这种无心之杀虽有杀生之“行”，但无杀生之“心”，罪业往往比较轻。
生命的定义就是用我们这一期的生命，创造继起生命的因缘。例如国家、社会、父母、师长、朋友给了我们多少因缘，才得以让我活着，我也应该结缘，给大家一些因缘。因此，生命的意义就是为未来的生命创造一个更好的因缘，或者说，这一期的生命，是为了给全人类的生命、给大我的生命更多的贡献。反之，破坏因缘，让一切美好的事物无法成就，让世间宇宙万有无法生存下去，都是广义的杀生。
过去佛陀“杀一救百”，杀一个强盗而救了成千上万的百姓，表面看起来是不慈悲的，可是为了救更多的人，其实是在行大慈悲。此即说明佛教戒律不但是消极的行善，更重视积极的救人。尤其佛法有“世间法”与“出世间法”，既有世间法，就不能不顾及社会人生的实际生活，否则与生活脱节的佛教，如何为人所需要？
世间上任何事都有因果，但因果很复杂，因中具有善恶，果报也有善恶，就看孰重孰轻。例如，同一块田地里，有的种子发育不良，有的虽然没有好的外缘，一样茁壮，可见因中的成分不同，所招感的果报当然也有不等的结果。就等于一场战争，某人对救国救民的理念强，就能勇敢杀敌，如琉璃王率兵攻打迦毗罗卫国时，摩诃男为了拯救族人，宁可牺性自己的生命，这样的行为看起来虽是杀生，但功劳更伟大。
佛教虽然讲不杀生，但它还是有轻重之分。尤其杀生有“杀行”与“杀心”的分别。那个捕鱼，是为了维持生活，并没有杀的意念，就如同人死后举行火葬；一把火，不但把尸体上的寄生虫都烧死了，甚至连木材里的寄生虫也无法幸免。但是我们没有杀的意思，也就是没有杀心，如此纵有罪过也会比较轻，而且只要诚心忏悔，还是可以得救。
我的意思是，佛教是以人为本的宗教，虽然主张对任何微弱细小的生命都要尊重，但是如刚刚所说，我们每天其实总在无意之间伤害很多生命而不自知，例如呼吸时空气里没有微生物的生命吗？茶食之间没有微小的生物吗？甚至打针吃药、开刀、火葬、土葬，难道没有伤害寄附吾人身上的生命吗？只是当下我们并没有“杀心”，因此吾人的修养，纵有杀生的行为，也不要有杀生的“心业”；既有伤害物命的行为，便要对不慎杀害之生命生起惭愧之心，为之深深忏悔，这就是佛教戒律之根本精神。
佛教主张持戒，戒的根本精神是不侵犯，也就是尊重。例如五戒的不杀生，就是不侵犯别人的生命；不偷盗就是不侵犯别人的财产；不邪淫就是不侵犯别人的贞节；不妄语就是不侵犯别人的信誉；不饮酒就是不侵犯自他的智慧。
佛教是一个倡导平等的宗教，例如“人人皆可成佛”、“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皆当成佛”，都是对于人格的尊重。这种特质经过持守戒律来实践、升华，最终达到不仅尊重“人权”，也能尊重“生权”……”
耶律水墨还想为难王木木，就说：“请问大人，佛教徒可以参政，甚至参战吗？乃至战争时可以杀敌吗？”
王木木知道在座的外国人大都礼佛，但又有杀戮的经历，现在既不想放下屠刀，又想立地成佛，故此问有代表性，所以要好好回答一下：“本人的意见是“问政不干治”。过去一般人谈到宗教与政治，总认为彼此应该各自独立、互不相干，所谓“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实际上，“政教分离”虽是举世都能认同的思想，然而政治与宗教彼此又能相辅相成，互补互需，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佛教能影响帝王的施政理念，辅助帝王修身、治国、平天下；相对的，佛教的弘扬，也要靠帝王的护持，才能普遍推广。所以历朝以来，僧团的沙门和政治的君王常有密切的合作来往，其中或有辅弼朝政被尊为国师者，如唐太宗向明瞻法师请教古来明君安邦定国之道，明瞻法师为太宗陈述以慈救为宗的方法，太宗大悦，尊为帝相；
尤其佛教在烽火漫连的乱世，更经常扮演攘敌安邦的角色。例如：佛陀对摩揭陀国雨势大臣昭示健全国家的“七不退法”，巧妙地化解了一场血腥战争。唐朝的安禄山举兵造反，军需短绌，佛教徒于是发起贩卖度牒以增加军费，为平定安史之乱尽了最大的力量。可以说，自古以来，佛教辅佐、教化政治的史例，多不胜举。
由于佛教的教义与僧侣的行仪可以影响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会，帝王的权势则能帮助佛教普遍弘传，净化世道人心，因此晋代道安大师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陀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也将护法之责交付国王，以收”上行下效，风行草偃”之功。此可证之于佛世时，因为有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的护持，佛教才能传遍五印度；佛陀灭度后，阿育王修建八万四千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