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政治背景，但对从属于自己的那个小山头也不放弃。1938年初，邓华离开一分区，去平西开辟根据地。临走，将他在涞源、满城、完县经他亲手招募的学生干部四十余人尽数带走，一个都不留下。同样，他从一一五师带到一分区的蔡铁根，不管什么组织纪律不组织纪律，铁了心要跟邓华走，哪怕你杨成武派人抓他军法处置也不在乎。
杨成武就更明显了。1938年初，邓华要带一分区三团到平西去，杨成武不顾自己的领导身份，当着许多部下的面与邓华大吵。事后冷静下来，他也知道自己在部下面前丢了颜面。一年后，晋察冀军区下令，又要将一分区二团调拨给三分区，杨成武硬是将自己的死党黄寿发和一些干部扣下，以便留在自己身边。
1942年，他最亲信的小同乡、老部下黄寿发在平西任司令员，因为犯错太多、结怨太深被撤职，杨成武千方百计要挤走现任一分区参谋长徐德操，以便让黄寿发回来重操旧业。同样，高鹏、黄寿发双双在外面被免职，他们不约而同都选择了回到“大哥”杨成武身边这条归途。
背靠大树好乘凉，这就是山头主义的最大作用。
所以文革中,主席提出要打破山头主义，他采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掺沙子，将各山头的干部随处调动，让你们历史上形成的小山头瓦解。
讲到这里，我想说一点我的体会。史学研究的前提，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历史上所形成的任何官方结论（当然今天就更不能相信了）。研究抗战时期的晋察冀史，就像研究整个党史一样，永远不要为那些所谓“组织上的言论、决定和决议”所蒙蔽。
当年组织上的言论不都是真实的，说假话的也有不少；当年组织上的决定不都是对的，错误的决定也有不少；当年组织上形成的决议也不都是正确的，歪曲事实强加于人的谬论也会有的。但当时处于上升状态的**，还是讲真话、做出正确决定的时候为多，所以才能获得民心，取得天下。今日就不须细说了，这二者根本就不能相比。
退一步说，抗战年间，**、八路军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但谁能保证这中间就没有坏人？即使是好人，难道好人就永远正确，不犯错误，不做错事甚至坏事了吗？所以，研究晋察冀史，不走过去“伟光正”的那条老路，实事求是。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科学。“伟光正”只能是反科学的封建迷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