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为了劝人做忠实的奴才，什么道义都不讲了，就只讲忠孝，而当自己就是大官儿的时候，那他还向谁去讲忠呢？只有向自己讲忠了。所以在中国，古往今来，官儿越做越大的时候，脑后就自然会生出“反骨”来，这也是儒学在为“皇帝文化”服务时所产生的一种毒副作用。所以历来“明皇”治国，在任用宰相时，就要本着“专任而不久任”的原则了，怕的是臣子做大，尾大不掉。也难怪时下贪官们要卷赃款避祸海外了，他们在自己灵魂的深处也是遵从了“孟二圣”的谆谆教诲呀。“官儿”做大了。就要向自己尽忠了。
而且，当我们中国人的“忠孝一体”的思想传至日本之后，日本人就独尊忠的信念，建立了一套“天皇制度”，日本人在他们“人神合一”的天皇的率领下，只知有忠，不知其它。二战时期日本人在横扫东亚时所表现出的恶魔般的凶残，对于他们来说，那只是在尽忠，是在他们英明的天皇的指引下。在为自己民族的幸福而进行“圣战”，日本人始终为此而感到自己很崇高。他们只有尽忠时的集体主义的荣耀感，而缺乏自己个人做人时的人性良知。二战时期，日本年轻女性在充当日军军妓“慰安妇”的时候，其整个家族都是会为其尽忠献身的精神而倍感荣耀的。日本人对于二战时期自己对东亚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恶，之所以一直持有怙恶不悛的态度，其根源就在于日本人的“天皇制度”还仍然存在。什么时候，日本人的天皇及其天皇制度不再统治日本人的灵魂了。日本人这个民族的人性良知才能觉醒。）
你看，墨家学派的领袖人物，表现得比“公家人”的头儿还要公正；你看，王法都网开一面了，墨家信徒们却能仍旧如此认真地执行自己学派组织内部的法定律条，而且还自主行刑杀人，这不是公开不给王权政府面子吗？而且墨家弟子在受聘于诸侯而外出做官时，一旦诸侯王的行政策略与墨家理念有悖，墨家弟子是必须要辞官的。否则就将被“巨子”召回。墨家弟子虽然是在诸侯王那里做官拿工资，但骨子里面却仍旧是在效忠于墨学团体的，因为就连他的工资也要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贡献给自己的墨学团体。墨学团体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派别了，它同时更是一个具有实际生产能力和军事战斗能力的强势的政治势力了。在秦并六国之后，在中国推行中央集权制度的皇帝文化，焉能接纳墨家学派这样一个“刺儿头”啊！唯恐有人算计自己的中国皇帝们，又焉能对墨学团体放心得下呀！汉代所谓“罢黜百家”，恐怕也就只有那干板倔强的墨家学派被真正地“罢黜”掉了。
《墨子?兼爱下》中讲道：“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家的仁义也是有着一个“四项基本原则”的，曰“可以富贫、众寡、定危、治乱”，即可以使社会中贫者富、寡者众、危者定、乱者治就是在行仁义了，这就要求社会中的各级官长都必须是一种理想化了的道德的楷模、政治的先驱和知识的富集者。而且墨子不但提出了因“虽有至亲，不若仁者”而必须以“尚同”的原则来选拔官吏的思想，而且他还煞有介事地运用鬼神信仰、惩恶扬善的思想来吓唬贵族统治者，你说这皇帝及其贵族跟班儿们怎么能够受得了？
关于“尚同”，这里还想岔开一下话题，墨子的“尚同”思想因为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其实是应该被我们现代中国人将它更推进一步落实为“下同”的，其实那也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墨子?尚同》中反复地讲述了其“尚同”的思想原则，现摘录一段：“明乎民之无政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既以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情，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为天下博大，山林远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设以为万诸侯国君，使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国君既已立矣，又以为唯其耳目之情，不能一同其国之义，是故择其国之贤者，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以至乎乡里之长，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中国文言古文中往往会省略主语，这里“明乎一同天下之义、选择贤良、立为天子、置以为三公、设以为万国诸侯君、择其国之贤者、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的主语是指的谁呢？当然不是什么神仙皇帝和救世主，而是人民群众自己，这是多么令人激动振奋的思想啊！也难怪墨学要在封建贵族统治着的中国销声匿迹了，也难怪封建体制的卫道士“孟二圣”那么自诩儒雅也要对墨学破口大骂了，骂作为“无父无君”。墨学超越时代的思想高度，其他书友正在看:。是儒学所难以望其项背的。这里就让我再无比激动地将墨子的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吧，墨子说：“明白了没有行政长官来统一天下的意见，天下就会大乱，所以人们就选择天下贤良、有学识智慧且口才好的人，推立他为天子，让他从事于统一天下人意见的工作。天子既然已经确立了，人们又认为仅仅依靠他一人耳闻目见的情况，是不能够独自统一天下人的意见的，所以又选择考察天下贤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