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是理性的
在为人处世上，我们一定要明白：人都是理性的，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别人。因此，我们要学会积累人脉的方式，并且避免出现“零和博弈”的局面。
中国人向来讲究礼节，连一起吃饭埋单都要抢着付钱。而西方人却是不争不抢，AA制，简明了事。传统文化的观念使西方人崇尚个性，喜欢独立，而中国人则好谦让，爱面子，通过埋单来显示自己的实力，提升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
为什么会有这种文化的差异呢？因为文化由经济基础决定。这就涉及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的问题，即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付出了成本，就要得到预期的收益。
首先，传统中国人的生活状态相对稳定。埋单不过是一个轮流的程序而已。但西方不同，人们的流动性很强，生存状态很不稳定，一个人今天在这个地方，明天就有可能到了那个地方。所以为了公平，还是各自埋各自的单为好。
经济学家眼里的人都是理性的，他今天付出成本为别人埋单，就是想得到以后预期的收益，即让别人以后也为他埋单。相互间的生存状态越稳定，为他人埋单的风险就越小，被别人日后回报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风险就越大，回报的可能性就越小。
其次，中国人也并非是一味地为别人埋单。两个人第一次在一块儿吃饭，大家都抢着埋单，第二次虽然都是抢着付钱，但往往第一次付钱的一方只是掏钱做做样子。这样看来，中国人实际上实行的也是一种AA制，只不过西方人是一次性的，中国人是多次性的。
其实人性都是相通的，中国人也同西方人一样，决定他们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归根结底都是经济学上谈的根本问题——利益。正是这样，那些在文化、道德范畴内解释不清的东西，用经济学道理进行分析就让人豁然开朗。
人常说，“好朋友，勤算账”，这也是一种理性。因为人与人之间说到底是一种利益关系，朋友之间如果账算不清，彼此都感到自己好像是吃了亏，久而久之，好朋友也会反目成仇。
现实婚姻上的门当户对，是另一种理性。因为条件相当，所以彼此的付出与收益就相对平衡，双方结合的基础也就比较牢固。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则是一种不理性，最后受伤与吃亏的只有癞蛤蟆，因为相差太远，所以付出得再多都是微不足道的，甚至人家也许根本就不会放在心里。
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一些慈善家，他们常常主动帮助那些身陷困境的人渡过难关，如接济身边生活困难的人、帮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给贫困地区和灾区的人们以物质援助，或者向社会公益事业进行捐献。在经济学家的眼里，这是一种超乎理性之上的理性，是一种高境界的理性。他们的付出也许终生都不会得到受助者的回报，但是却从另外一个方面增加了他们做人的道德砝码，即提高了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和声誉，而这种威望和声誉，恰恰是一种无形的财富，是用金钱难以买到的财富。
人的本性是利己的，现代经济学对人的研究也是建立在这种对人性承认的基础上的，所以经济学家眼里的人都是理性人，理性人从事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可是在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中，尽管顺应人性、遵循经济学道理，但因对理性的认识有别，便有了世俗和高尚之分。
利益分析法是经济学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它可以很清晰地说明道德、法律与信用的关系。
在公共汽车上，两个陌生人会为一个座位争吵，可如果他们认识，就会相互谦让。在社会联系紧密的人际关系中，人们普遍比较注意礼节、道德。
为什么大部分乡下人比城里人更淳朴善良？这是因为大家在一个村子里，世代生活在一起，整日“低头不见抬头见”，家长里短不出半日就能为全村所知道；若做损人利己之事，必招致对方的记恨以及村民的道德谴责。
城市里的人，一来流动性大，某个人干了坏事，转眼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对方难以对他实施报复；二来更注重隐私，同楼居民“电视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者甚多，若做了不道德之事，也难以受到道德谴责。
以上就是“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差别。“熟人社会”这一概念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费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将这种关系联系起来，便构成一张张关系。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
费孝通先生说，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人口流动，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因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因为当社会成为“陌生人社会”的时候，其发展就会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必须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随着契约、制度和规则的逐步完善，法律逐渐成长起来。
这和博弈有什么关系吗？有。“熟人社会”就是重复博弈，而“陌生人社会”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