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10月，住友家正式进驻这里，他们把这座矿山命名为“别子铜山”，开始了采矿大业。杉本助七成为总负责人，长兵卫也重新被起用。
到了12月，别子铜山产量达到了3万多公斤，成为日本最大的铜矿。住友家把自己的竞争对手远远地抛到了后边。
另一方面，吉冈山的排水工程也有了很大进展。
杉本助七除了负责别子铜山之外，还需要推进排水工程。就这样，他奔波在两个矿山之间，每天看着水从干道上缓缓流过，整整用了6年时间，山里的水才被排完。
如此看来，毫无疑问，友信是有眼光的。因为友芳在排完水之后发现，这个吉冈山矿产太丰富了，绝对超过了日本已有的任何一个矿山。这么说吧，在吉冈山开采之前，日本出口铜约为250万公斤，但吉冈山被开采之后，这个数字飙升到了500万公斤，日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产铜国。
到此时，住友家的产业链更加清晰。每年，几百万公斤的铜矿石从全国各地运往住友设置在大阪的泉屋冶炼所，然后进行加工，再卖给铜座役所，换来沉甸甸的钱。
跟着沾光的还有德川幕府。政府每年从住友家弄来相当于35万公斤的铜作为税收，又通过出口赚取了大量利润。
这样，住友家与幕府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一方面，住友家开发铜矿必须在德川幕府的许可之下进行，每年上缴大量金钱；另一方面，德川幕府也不敢小觑住友家的力量，一旦双方发生矛盾，住友家就以不再开采作为要挟。
就这样，官商之间时而同进退，时而互相博弈，让住友家的繁荣景象延续了200多年。到了德川幕府末年，整个日本和延续百年的家族企业都开始迎接新的挑战。
让我们暂时喘一口气，先放下住友家的故事，开始用一种更宏大的视角来追溯一下百年前那场风云激荡的革命征程吧。
风云跌宕的革命
每一次风云跌宕的社会变革，都会让一位商界奇才君临天下，拯救家族生意于水火。这是偶然吗？乱世造英雄的重点并不在“乱世”，而在于一股长盛不衰的商业精神早就根植在一群人的脑海。于是，无论世间怎样流转变化，他们都能积极进取，也许有妥协，那也只是权宜之计，为的是攀上财富的永恒之塔。所以，明治维新的狂飙是日本商业界遭遇的第一次猛烈催化，让不甘心失败的商人们涌现出来，创造奇迹，当然，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患难之际，三井中兴
不甘寂寞的农民兄弟
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200多年里，有两个政府，一个是坐落在江户的实际统治者——德川幕府，领导者是征夷大将军；另一个是住在京都的天皇。德川幕府一直不用挟天子就能命令诸侯（分封到各地的大名），掌握着国家的命脉，他们象征着武力强权；而偏安一隅的天皇则是日本人的精神领袖，永不可失。
按理说，在这种奇特的统治结构下，很难催生出健康的商业文明，因为一般来说，军人治国常常显得紧张而多疑，他们更愿意把刀枪延伸到各个角落以树立自己的权威，喜欢用统一的商业政策来维护集权统治，就像二战中的德国以及前苏联。但日本似乎是一个例外。
从商业层面来看，日本的发展程度非常成熟，几乎已经为迈进工业化作好了充足准备，而其独特的社会机构也像催化剂一样让这个国家顺利过渡。让我们仔细分析一番：
江户时代，日本主要实行分权制，各藩财政都比较独立。幕府每年都去地方收钱以维持自己的运转。除了拿现成的，幕府还垄断着日本的矿山、对外贸易（主要对象是荷兰）和商业的经营许可权。
幕府给公务员发工资主要是用大米来衡量，叫做石，一石相当于180升稻米。所以，拿工资的同志们到了开支的日子拎着大包小包的稻米跑到钱庄去，按照市价用稻米来兑换货币，再出去花天酒地。
用稻米发工资其实是有好处的。因为每年的稻米都会集中到米市上来，然后再发送到各地，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特别是海运和河运，形成了全国统一的运输络。
不过，用大米发工资也有弊端。虽然幕府也征收一些税款，大米是主要的税源，但税率很低。这就促进了农民发家致富，商业的负担也不重，结果，政府的收入越来越少，时不时就陷入财政危机。
我们前边说过德川家康对货币的改革，但是到了幕府末期，为了改善财政状况，政府就开始疯狂铸造货币，发行了很多成色很差的货币，其结果就是通货膨胀严重。随着口岸的开放，外国人对日本这种泛滥的货币意见越来越大。
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变迁。德川家把首都弄到江户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工程，通过填海等诸多手段，把这个小港湾变成了一个政治中心。而大阪则因为地理位置处于日本的枢纽，更是成为日本大米期货的集散地。这可是世界上最早的期货市场。再加上，商人和高利贷者云集大阪，更是让这个城市颇具商业性格。如今被我们反复提及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