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多少次想象去台湾。对我来说，台湾是国语音乐的圣地。我曾想象过台湾音乐之旅，忠孝东路、西门町、鹿港小镇、外婆的澎湖湾等，当然顺便去垦丁享受美食。然而签注只给了3天，所以这次只能在台北。
台湾应该是喜欢我的。在香港转机时我被顺利移到早些的航班，免去了几个小时在香港机场的等待。原本要晚上到台北，结果下午5点左右就到了。 来接我的Janet还没有到，我独自站在机场外的墙边，感到音乐已来到我的身边。看着看着，大雨就开始下了。湿润的空气，朴实的建筑——啊，台北。在阴暗的雨中，一辆白色的奔驰停在我的前方；Janet向我招手，我冲进车里。她说：“哈，你很幸运，这么大的雨，要是按你原来航班晚上到，估计你得折回香港了。” Janet放了一张七八十年代美国摇滚歌曲的合辑，汽车在大雨中飞驰而过。 我努力望着两边的风景，感到无比亲切。
我的同学张大哥住在台南，家中还有一套空着的寓所在台北的老市区，离迪化街和码头不远，步行可去，旁边有很多卖货的南北行。张大哥就安排我住在这里。把行李放下，Janet和张大哥带我去吃饭。穿行在台北市区，天空细雨纷飞，这里没有像北京、上海那么多的高楼大厦，但两旁的建筑或有历史，或有雅致，或有气质。走过一条大马路，Janet说这就是忠孝东路，我的心里已在和唱：“走在忠孝东路，徘徊在茫然中，在我的人生旅途，选择了多少错误。我在睡梦中惊醒，感叹悔言无尽，恨我不能说服自己，接受一切教训……”
只有3天，每天的行程我全部安排满了，主要是拜访台北的唱片公司。能够拜访那些从年轻时就知道并倾听的唱片公司，这让我一路上都激动万分。在台北期间拜访了在高层建筑里的华研、丰华等，也有在二层小楼的可登和远在台北县的风潮唱片。
我和可登的陈复平先生约在了饭店见面，他穿着夹克外套，一副祥和安静的样子。一开始我们谈Google-巨鲸项目以及和可登授权中心的合作模式，之后谈起音乐时我们开始进入自然放松的状态。会谈快结束时他问我：“我们办公室就在对面，要不要去看看？”我当然愿意。他把我带到一个朴素的二层小楼。上了二楼，推开门，沿墙排开的架子上放满了唱片和黑胶碟。有很多同样的唱片，显然是可登发行的。
他说：“那是黄金岁月啊。如今公司只有三四个人，新的唱片基本不做了，主要是代理台湾很多独立唱片公司唱片目录的数字发行授权。”他的神情有些孤独而寂寥，打开电脑给我看可登授权中心的平台，说：“就是这个了，现在有一万多首，有多少好歌啊。”
我们又聊了两个小时，临别时，他从架子上抽出一张黑胶碟，说：“知道你做过崔健的经纪人，送你一张这个。”我一看，是可登发行的《一无所有》专辑，封套是崔健身着军装头上蒙着一块红布的照片。我向他鞠躬深表感谢，握手惜别。在离开的路上，我拿出里面的歌词介绍页，有当时可登撰写的发行宣言，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有限的篇幅，实在不能详述这样一种人的全部，我只希望读者朋友能更多思考，不要仅以中国人的概念去想，而更应该想到，作为一个人应当选择，因为我愈来愈看到在崔健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绝不单单是艺术的才能和敏锐的思维，更重要的是他所具备的人格力量。其时是1989年4月12日，崔健专辑在台湾正式发行。可登出版这张专辑可谓一波三折，先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首歌被拿下，接着“台湾新闻局”以“与目前政策不合”为由禁止3家电视台插放崔健的MV和唱片宣传广告。当时要在台湾推广一张大陆摇滚乐的唱片，可谓难上加难。不过可登越战越勇，联合广播电台以赠送崔健T恤等方式，成功发行了崔健这张唱片，再次证明了两岸音乐同心。回头望去，我们多么希望能为可登、为音乐做些什么。
下午Janet带我来到位于台北县的风潮唱片。我们从台北市出发没过多久就到了郊县一个旧厂房区一样的地方，一路上我已经看到了青春性感的槟榔妹。上到四楼，楼道正中央挂着一块公司说明，我只瞥见画有一辆三轮车，写着标题“梦想与三轮车”。进去后看到一片繁忙景象，风潮唱片主要制作代理发行世界音乐。我同风潮唱片公司这个浪漫得一塌糊涂的创始人杨锦聪的谈话内容已基本忘掉，但我请他的助理廖锦慧发来了介绍风潮公司的宣传册：“梦想与三轮车”，并会一生保留。自小，我长在新竹的农村，生活就是简单的家庭与一亩薄地。四兄弟中，只有我这样的运气能够继续求学，从竹中一路走入大学的殿堂；在这条路上，个性孤傲的我，只看见家中的贫寒，从不会感谢那对平庸的父母，感谢那些牺牲自己前程，却一肩挑起生活重担的兄弟。
从来，我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一个显贵的家庭，一对让我抬得起头的父母，当然，还有一架能让我一圆音乐家心愿的钢琴。然而，对我来说，那却是远在另一端的梦想；实际的生活景况，着实让我低了十多年的头。直到有一天夜里，我听见了父亲踩着三轮车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