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崔健）
如果你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已经精疲力竭，但眼看就要到达终点之时，裁判说临时改规则了，要加跑一圈。这时你会怎样想？
2007年10月11日，注定是灰色的一天。在我们几乎已经肯定投资要完成的时刻，Richard的电话再次让我们感到无语。其实，昨天我已有一些小小的预感，因为事先安排好的同Google法务的一个电话会议被临时取消了，而会议的主题则是讨论有关词曲版权如何处理的事情。
Richard说：“Gary，坏消息——Google这边的产品法务不愿意通过有关词曲版权的部分。”
我当时就急了：“我们不是事先说好的吗？先签约唱片公司，然后再一起讨论解决词曲版权的问题。”
Richard说：“抱歉，这我无能为力。现在，Google法务可能会坚持要求先解决词曲版权然后再投资，否则他们会认为在词曲版权上会有大风险。”
我已经开始失控：“那为什么不早说呢？”
Richard无语，然后说：“还是约Alan和James一起谈吧。”
下午，终于同James、Alan、Richard一起开电话会议。James、Alan表达的意思基本同Richard一致，并且如果我们能尽快签约词曲版权，那么就会更快地完成第一轮投资。
我第一次在这样的会上无法自持，从对完成投资的期待转为对现在要增加投资条件的愤怒和疑问。
我说：“先生们，这简直是开玩笑。离约定的完成第一轮投资还有10天，10天我们怎么可能和大部分词曲版权公司签约呢？词曲版权的情况本身很复杂，有时同一首歌的词曲版权由几家不同的公司同时拥有。比如，张学友的一首歌可能环球词曲有50%权利，EMI词曲有另外的50%。在国外，词曲作者还时常起诉iTunes，在中国就更复杂，所以一般词曲授权是集体协会来做的。”
Alan说:“听说中国音著协是政府指定的音乐著作集体管理协会，你们跟它签了是否就可以了呢？”
我说：“当然不行，五大国际词曲版权公司和音著协没有合作，所以要签就得分别签，这六家都必须签。先生们，这需要时间。我们可否维持原来的条件，先如期投资，投资后我们迅速同六家谈签约的事情？能否请你们帮忙，同Google法务部门讲一下呢？”
James说：“Gary，我们是这个项目的拥有者团队，能推动的话一定会推动。我们该沟通的已经沟通了，恐怕需要在投资前增加这个条件。”
我无语，无语了若干秒钟。我已不知该说什么，因为既然James这样说，看来已是事实了。
这时，James又问：“你们大概多长时间能签完这六大词曲版权机构?”
我机械性地回答：“真的不知道。也许1个月，也许3个月，也许6个月？”
Richard说:“其他独立唱片公司的词曲版权怎么办？”
我说：“很多华语独立唱片公司是买断词曲的，或者可代理词曲授权。我们在和独立唱片公司签约时，尽量让他们去代理解决词曲或代收词曲版税，另外中国音著协同全球40多个国家音乐著作权协会有版权代理协议，也可代理覆盖很多歌曲。其他没别的好办法，以后一个一个地沟通签约吧。”
我问：“那已签约的唱片公司怎么办？如果不能按约定投资，那么我们不可能在10月20日前支付，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且最糟的是我们无法给他们一个明确的付款日期。”
Richard说:“那就尽快签约词曲版权吧，同时同已签约唱片公司沟通。如果他们有疑虑，直接找我们问也可以。”
放下电话，我良久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再次陷入失望。如何向EMI、环球、Sony BMG解释，请他们支持呢？又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同六家词曲版权机构签约呢？事情又变得遥遥无期。我感到孤立无援、苦不堪言，甚至已完全放逸其心，恶念顿生，抱怨开复、Alan、James、Richard他们为什么不能力挺过关。
正好此时一位IT业好友好久未见，相约见面。晚上干脆打麻将，将身上的钱输光为止。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恢复了一些精力。
我决定再出招试试，先打电话给章明基，说明了昨天关于词曲版权的情况会延迟投资，而且会影响到已签约的唱片公司。章明基说先想想，但也没什么好办法。然后，我写了一封邮件给James、Richard和Alan，希望也许可以让Google法务回心转意。信是这样写的：中国的词曲版权是一个巨大的牵涉到国家法律定义，谁来执行、如何执行的挑战。它不是几家公司（如巨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