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阎锡山在山西采取的是休养生息的政策。1930年前后，他提出 “造产救国”的口号，成立经济建设委员会，制订了山西省政10年建设计划，组建了山西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大力投资创办公营企业，如山西银行、兵工厂、炼钢厂、机器厂等。他还组建了一家西北实业公司，自任总经理，近10年中改造及创建企业33个，拥有员工2万人，成了一个涉足多个产业的“工业托拉斯”。其平均资本是全国2 800多家最重要工厂均值的6倍，其机器厂工人占全国机器工人总数的40%，炼钢厂可产48种合金钢，技术和产能在全国首屈一指。到1937年，山西形成一个庞大的国营资本体系，资产达到 2亿元，成为一个稳定、繁荣的“模范省”。与山西情况相近的是广东省，两省的国营工业资本额竟占到全国地方国营工业资本总额的60%。据许涤新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中的研究，到1936年，中央政府控制的国营工业资本总额为1.16亿元，地方国营工业的资本额为1.56亿元另加61.6万两白银，后者的成就超过前者。
除了山西、广东的实业发展之外，东北是一个更特殊的情况。跟阎锡山一样，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曾经长期统治东三省，号称“东北王”。到1929年前后，东北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和以粮食加工、纺织、食品工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体系，其规模已经比肩江南。当时国内仅次于上海的国际大都市是哈尔滨，有34家外资银行在哈埠开设分支机构，它与巴黎、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直接业务往来，哈埠的金融动态左右远东的金融形势，在哈尔滨的外国商业机构达 1 809个。
在1928年，以出超实际利益比较，哈尔滨的滨江海关稳坐全国六大海关头把交椅，成为全国最大的面粉生产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产基地，而辽宁的大连是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海港。1928年5月，哈尔滨车站已经可以出售直达欧洲各城市的客票。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霸占东三省，建立满洲国。在后来的14年里，日本先后投资20亿美元用于交通运输网络和工业化建设，满洲全境的铁路里数达到6 000英里，公路约6万英里，为全国铁路、公路最密集的地区，煤的产量达3 000万吨，鞍山钢铁厂每年能生产200万吨生铁和150万吨钢，众多的机器、化学制品、汽车甚至飞机工厂建成。大连、长春和沈阳相继成为大工业城市，其中长春是亚洲第一个全面普及抽水马桶和管道煤气的城市。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认为：“满洲作为一个工业基地，在日本人的开发下，其工业产值超过了中国其他地区的总和。”
对1928~1937年这10年进行评价是十分困难的，这在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
整体而言，这段时间的经济成就还是显著的。国民政府在收回国家经济主权以及重建金融秩序上的努力值得称道。在中央政府及地方军阀政权的努力下，工业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扶持国营事业为宗旨的国家主义成为主流的经济思想。强大的国家主导意志，产生了聚集能量的专制力量，并提高了投资的效益和效率。经过这一段集中式建设，中国基本完成了重化工业和全国运输网络的布局，也完成了诸多中心城市的市政建设。
与此同时，私营资本集团受到了压抑和排挤，国营体制内在的制度弊病无法避免。早在1935年，一个叫A·H·约翰的英国人便在《中国的贸易与经济：1933–1935》一书中观察到：“中国的工业投资，尤其是在那些享有垄断便利的领域中，官方的参与常常导致企业运营过程中对技术和商业因素的忽视，并因政局的变动而导致企业行政管理的非连续性。”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评论更是生动：“我们国营事业，证诸以往，率皆有始无终，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为政府之惯技。计划迭出，实行无期，堆积案头，徒壮观瞻。”
除了体制的弊端之外，一个更具危害性的流弊是，在国家主义和发展国营实业的大旗下，官僚资本迅猛壮大。国民党政府最主要的经济操盘人宋子文、孔祥熙及张静江等人都拥有庞大的私人资本，由实业而入政府服务的诸多人士也身兼政经两职，他们成为困扰经济健康发展、滋生严重腐败现象的最大毒瘤，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1929年之后，国家力量如日中天，群星顿时黯淡失色，中国商业界告别了市场型企业家辈出的时代。此景再现，将在整整50年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其间，唯一的“异数”，是一个远离中央控制范围的企业家。
这年开春，卢作孚（1893~1952）从一个叫谭谦禄的商人手里买下一艘轮船，改名“民望”，这是他的民生轮船公司的第三艘船。从此，民生逐步成为重庆长江水段最主要的民营航运企业。这个人有着典型的川人长相，面庞瘦削，个子很小，看上去显得十分文弱，做起事来却干劲儿十足。这一年他才37岁，但是见到他的植物学家胡先则在一篇《四川杰出人物卢作孚及其所经营之事业》一文中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