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张国焘和李立三深入工人中间。他们选中的企业是安源路矿，该矿隶属于著名的汉冶萍公司，由萍乡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局组成。之所以选中这里，主要是因为煤矿劳工集中，生产条件恶劣，反抗情绪容易激发。还有一个原因应该是，张国焘正是萍乡人氏，而李立三的家在附近的湖南醴陵县。张国焘、李立三在安源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们创办平民学校和工人补习学校，发展党员，建立中共安源支部。1922年5月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创立，7月，成立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
于建嵘在《中国工人阶级调查》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李立三动员工人与企业主对抗的情景：“李立三当时对工人讲，你们很苦啊，你们很穷啊。那些工人说，我们很好啊，比家里好多了。李立三说，不对，你们苦得不得了，你们不应该这样生活的。李立三说西方有个马克思，这个人说你们创造的财富都叫资本家拿走了。工人说，我们在家里得不到现在这么多钱啊，这里比家里好啊。李立三说，我们可以把钱拿回来。那么怎么拿回来呢？李立三动员工人团结起来，如果你每天创造十块钱却只得到五毛钱，你通过斗争就可以得到更多的钱。”通过这样的教育，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了第一次罢工活动。安源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摇篮”，到1924年，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为977人，其中安源路矿就有270多人，占了将近1\/3。
除了在安源扎根之外，工人运动的全国性联盟及行动纲领也渐渐形成。1922年5月，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73人，代表12个城市、110多个工会、34万有组织的工人。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代表们一致赞同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法大纲》，提出劳动立法的4项原则：保障政治上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加劳动管理和劳动补习教育。文件中还提出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缔结团体契约、国际联合的权利，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童工，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等具体要求。这些严密的组织与纲领的形成，让中国的工人运动上升到了理性的层面。在张国焘、李立三以及从莫斯科归来的刘少奇等人的领导下，各地的矿场、棉纺厂、印刷厂及铁路公司出现了数百个工会。
工商决裂的标志性事件是发生在1923年的京汉铁路罢工事件。1923年，在共产党人的策动下，京汉铁路工人决定成立工会，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会的共产党员林祥谦被选为工会委员长。京汉铁路的路权当时控制在军阀吴佩孚手中，是他最重要的财源之一。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吴佩孚派军警到现场驱散集会的工人。三天后，总工会宣布全路总罢工，京汉铁路线上火车一律停开。5月7日，吴佩孚抓捕林祥谦，将他绑到汉口江岸车站的月台上，要求他下令工人复工，林祥谦决然拒绝，军队随之将他当众砍头示众，头颅被悬挂在车站旁的电线杆上。在这场冲突中，35名工人被杀，伤者不计其数。5月9日，工人被迫复工。
当林祥谦的头颅被悬挂在电线杆上的时候，工商决裂的事实就无比血腥地发生了。
1924年2月7日，铁路工人在北京秘密召开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并发表了《成立宣言》。1925年5月，由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共同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人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出现了。
面对工人阶层的这种崛起，企业家阶层的反应是不知所措。
1924年，上海的商人们还在热衷于内部的权力斗争。这年初，上海总商会第五届会长改选，之前没有列入预选的虞洽卿竟“意外”当选。
初选之际，对垒双方是现任会长、上海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和通商银行行长、招商局总办傅宗耀。宋氏为人仗义，根基颇深，得很多老派人士拥戴。傅氏为新晋翘楚，是前朝商业巨子盛宣怀的螟蛉义子，还跟当时控制上海政局的皖系军阀何丰林打得火热。双方旗鼓相当，各不相让，报章驳讦，相互揭短，律师出场，法庭相见，闹得满城风雨。
在沸扬局势中，虞洽卿再展火中取栗的绝技。他先是找到76岁的同乡前辈，也当过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朱葆三，竭力挑拨他与宋汉章的关系。朱葆三在报纸上发表函电，洋洋数千言，把宋汉章骂得狗血喷头。后者声望一落千丈。紧接者，虞洽卿又以“调解人”身份，在宁波同乡会礼堂召集总商会的甬籍会员“茶话”，充分放大傅宗耀与军阀的密切关系，引起许多不愿与军界人物过从甚密的同行的不满。甬籍会员占到总商会会员的四成，其临阵倒戈让傅宗耀元气大伤。
宋倒傅臭，躲在幕后的虞洽卿竟水落石出，受众人“拥戴”，候补参选。8月21日选举当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