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细研天津纱厂的资本结构则非常之有趣。以规模最大的四家纱厂华新、恒源、裕元和裕大为例，其25个大股东竟有23个是民国政府的重量级要员。其中，有三个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和曹锟，两个政府总理段祺瑞和龚心湛，五个内阁总长和次长鲍贵卿、曹汝霖、王克敏、王楫唐和徐世章，四个省长或省督军张作霖、陈光远、倪嗣冲和田中玉，其余不是部长就是次长。这些人以官僚或军阀之身，组成一群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投注实业，攫取暴利，实在已难分公私。这些纱厂在经济高涨期当然顺风顺水，成长迅猛，而到了经济危机关口却毫无竞争力，到30年代初，四大纱厂已有三家落入日本商人之手。
除了棉纱之外，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在战争中需求大增。以有色金属钨为例。1913年，每磅钨的价格为7.42美元，到1916年就涨到25.33美元。用于军备的皮革、羊毛、面粉以及英国军人大量消费的红茶等等，都是战时紧俏品，中国成了原料的大供应商。还有一个有利的事情是，战争加速了各国的货币铸造量，白银需求大增。在1914年，每一盎司白银为0.56美元，到1919年就上升到了1. 12美元。作为一个传统的“白银帝国”，中国因此大受其利。据美国商务部的一份报告，1917年的7 000万中国银元就足够偿付上一年所要付的1亿元债款，这大大增强了中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
在大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下，各种企业立法工作也得到了推进。
1913年10月到1915年12月期间，张謇担任袁世凯政府的农商部总长。在他的主导下，中央政府推出了商业注册和公司注册规则，颁布了《合股企业法》，这个法律比清政府的《公司律》有了更细致的规范，他还计划使度量衡制标准化。1914年2月，在他和梁士诒等人推动下，民国铸造了统一的银币，这是中国走向币制统一的第一步。这款银元采用的是袁世凯的大人头，因此被民间称为 “袁大头”。由于铸造质量好、含银量较高，“袁大头”在1949年之前一直是最受欢迎的硬通货币，甚至到了1978年前后，东南沿海的渔民仍然在用它跟境外走私集团交换紧俏的手表、牛仔裤和双喇叭收音机。
开始于1914年的这一轮实业投资热，被史家认为是中国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它将一直持续到1924年（也有学者认为持续到了1926年）。与上一轮的洋务运动时期相比，它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洋务运动是由处于衰落期的清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它的主角是洋务派大臣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官商。其工业化的特点是对军事工业的关注，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国营资本为主力，以创办大型企业为主轴，到后期则把重点投注到铁路、矿务和钢铁等资源性领域。洋务运动奠定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基础。
这一轮工业化则是一次民营资本集体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赢利为主要动力的新兴企业家。他们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以提供消费类商品为主，面大量广的中小企业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这期间，中国完成了轻工业的布局。其中，上海是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的中心。在1912~1924年，上海地区出现了202家机器工厂，主要是生产针织机、小型车床和马达、农产品加工设备等等，广东地区则是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的集散地。
这些产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进口替代型”。在过去的40多年里，外国公司已经在众多民生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引发了消费的空间，民族资本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靠生产成本的低廉以及对本土市场的熟悉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一特征与1978年之后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路径惊人的相似。正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已经发现的，在百年企业史上，国营资本能够依赖政策优势在上游资源性领域形成优势，民间资本则靠灵活的机制和竞争能力，在下游民生领域获得生存空间，这样的格局一直未变。
除了实业界的成功之外，民营企业家们还在金融领域夺回了主动权，其领导者竟是一个只有27岁的青年银行家。
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极为匮乏，为了对付南方的革命军，袁世凯拼命扩大军备，增加军费，而各地的督军大多自立为王，不向中央政府纳税，其财政始终是一个“破落户的财政”。在袁世凯看来，银行有的是钱，开动机器印钞票就是，所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个他控制的官方银行都不得不印发巨额钞票，为此垫付了巨额资金。中国银行发行钞票，1913年只有502万元，1915年猛增到3 844万元。交通银行更多，1914年钞票发行为893万元，1915年增到3 729万元。为政府财政的垫款，中国银行达1 000多万元，交通银行竟达4000万元。钞票发行过多，势必引起银行的信誉动摇。交通银行总办梁士诒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这时他出谋划策，主张将中国、交通两行合并，以集中现金，为政府所用。那时，北方早已人心浮动，这一消息传开后，立即引起了市民恐慌，北京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