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与日本都开始工业化变革，两国均诞生了很多近代工厂，其现代化速度也非常近似。1870年12月12日，日本政府设立工部省，负责“监督和管理一切矿山，建设和保养一切铁路、电报线和灯塔，制炼和铸造各项企业使用的铜、铁及铅矿，并从事机器制造”。其后十余年，日本相继建立了横须贺制铁所、横滨制铁所、长崎制铁所、关口大炮制作所、石川岛造船所等诸多国营企业，其景象可以与清王朝的洋务运动相互辉映。
可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两国突然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就在盛宣怀将招商局拉回官僚管制的同时，在日本则出现了一次十分坚决的民营化。日本政府认识到国有官营弊端太大，便毅然改弦更张推行民营化。明治维新启蒙者福泽谕吉疾呼：“政府若为了富国，就认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曾出任日本政府首相的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则阐述说，日本政府创办各种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这些工矿企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政府就应该把这些官营企业售给民间商社。
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日本政府相继把众多国营的工厂转卖给私营企业家，有的甚至类似长崎造船所这样 “白送”。日本的这次国企私营化过程也非一帆风顺。大野健一在《从江户到平成》一书中记录说：“除军需工厂之外的国营企业均被私营化。此时，对于国有资产被贱卖给一些有势力的商人一事，国内舆论哗然，骂声四起，到了1881年竟发展为政治丑闻。但事实是，私营化后的很多企业均通过裁员和追加投资等措施扭亏为盈。”私营化运动使日本经济快速成长，自1884年末到1892年，日本股份公司的数字和资金总额分别由2 392家、１亿日元增加到5 444家、2.8亿日元，职工人数从12.3万增加到42万，并出现了三井、三菱、关西铁路等众多财阀型私人企业。与不同的工业化思路相关联的是，两国在政治体制上的演变也南辕北辙。1889年，日本设立国会，颁布宪法，从而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新体制。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导致了两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国运。由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预断：洋务运动将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运动。这一结局是在1884年盛宣怀夺权招商局的那一刻就注定了的。
在遥远的1884年，盛宣怀夺权招商局在当时都算不上是一则新闻，其“官进商退”的历史意义需在相当长的时间后才无比狰狞地呈现出来。在当年中国，最轰动的经济事件是发生在上海的一场大商战，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大清首富、有“红顶商人”之称的胡雪岩（1823~1885）的破产。
胡雪岩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传奇了。他是安徽绩溪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徒步百里到杭州，进了一家钱肆当学徒。他头脑活络，善于经营，很得于姓主人的信赖，主人竟在临终前将钱肆都赠给了胡雪岩。不过，胡雪岩真正发迹却是从结识了左宗棠才开始的。左宗棠与李鸿章、张之洞同为洋务派名臣，他精通兵法，是东南海防和收复新疆的第一重臣。1862年，胡雪岩因机缘攀上时任浙江巡抚、正在跟太平军作战的左宗棠，此后20年里一直当他的采运官，为之筹措钱粮、军饷，成了后者的“钱袋子”。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胡雪岩的财富惊人地暴增。
他依仗左帅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成为信用最好、实力最强的徽商钱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2 000万两以上，拥有土地万亩，在短短20年内一跃成为全国首富。他商业直觉超众，注重诚信，为人圆滑，处世周全，在狠狠赚钱的同时还深得朝廷信赖，被授布政使衔江西候补道，从二品顶戴，还是清朝300年唯一一个被赐穿黄马褂的商人。胡雪岩从容游走于商场、官场之间，挟官势而谋私利，是一个典型的官商，被认为是一个不世出的商业奇才，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有“当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说法。
在1882年，早已名满天下的胡雪岩面临着事业上的一次重大抉择。他手握1 000万两以上的巨额现银，是去办洋务，还是倒卖生丝，竟一时踌躇。
胡雪岩对洋务并不陌生。1868年左宗棠创办福建船政局的时候，所有购买外商机器、军火事务便都是由胡雪岩一手操办的。后人在马尾遗址修建“中国船政博物馆”，开门可见三尊铜像，分别就是左宗棠、沈葆桢和胡雪岩。他显然看到了洋务事业的巨大“钱途”。1882年1月，他给恩公左宗棠写信，表示愿意出资，独力建设长江沿岸电报设施。他说自己为此可动用的资金在1 000万两以上。这笔钱之巨大，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计算过了，慈禧太后修颐和园以及左宗棠率领千军万马进军西北也不过花了这个数目，它在当时几乎可以买下李鸿章过去10年辛苦所办的全部洋务企业。可是，最让胡雪岩费思量的是官场上微妙的人事格局。左宗棠与李鸿章都是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