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来到队里后，我们在一起聊棋，聊革命，聊伟大的毛主席，聊着聊着……我们就结婚了。”说道结婚两个字的时候，胡大爷笑的很安详，很宁静。他颤颤巍巍的从藤椅上爬起，戴上老花镜，从书柜中翻出一本一看就有些年代的《毛主席选集》，打开，一张已经有些泛黄的黑白照片从指尖滑落。
葛文轻轻将照片拾起，照片中，一个扎着两条麻花辫女孩咧着嘴，对着镜头笑的正甜。葛文将照片递还给了胡大爷，问道：“这就是大娘吧，她人呢？”
胡大爷的手一抖，动作有些僵硬的接过照片，惨笑道：“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倘使她不是我‘黑老胡’的臭婆娘，倘若那一天她没有答应我的求婚，倘若火车上她没有看见我，现在，她应该活的很开心吧。转眼三十多年了啊，三十年前的场景还是不断的出现在我的梦里。
……
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脑子一片空白。周围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我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我就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一个柔弱的女孩子，他们怎么就能忍心将她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牌子，扫马路，丢菜叶，肆意的凌辱。这究竟为了什么？
想了半天，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因为她是我胡岩的女人，所以她应该被欺负，所以她应该死。
在我犯错误的那几年，我并没挨过打，她却被打的遍体鳞伤，她挨打，是为了保护我。每次想到这，我的心里就像被刀割一样。
席家媳妇，席素素的奶奶告诉我，你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作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胡岩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我答应会给她过上好日子，但是我并没有让她过上好日子。
我被判定为“罪人”的那几年，日子过的很艰难，很多时候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可是不管白天多累，多难受，进了门看到她的笑容，我满脑子的愁绪就都烟消云散了。我的所有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她，就是我的支柱。
那时候经常我的睡眠质量很不好，每晚都要服两粒安眠药才能合眼，即使这样，常常半夜就被惊醒，我就唤她，她也唤我。
我说：“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但是她马上会加一句：“胡岩，我们要坚持下去，坚持就是胜利。”
坚持就是胜利，这是你鼓励我的话啊，为什么你自己却没有坚持下去呢。
那时候日子真的难过。每天，我都要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督察小组分会”来串联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的日子更不好过，因为我的关系，她给几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南京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胡岩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头行。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学院激进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革委会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女儿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能要了她的命！
女儿到今天都在恨我，不肯和我住，说是我害死了她的母亲，其实并不假，我不怨她这样想，我该恨，真的该恨。
所有人都看不起她，看不起她是我胡岩的女人，这些白眼与冷嘲热讽像针一样扎在她的心头，像一只食人的恶魔，一口一口蚕食着她的健康。她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她内心的痛苦早已像一锅沸水，翻腾不止，她怎么能遮盖住！怎样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到革委会办公室路口，走到东大门口，或者走进西巷边，快到我们家的时候，她总是抬不起头。
我真的非常害怕，害怕她受不起这样沉重的打击。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革委分会”的头头的一篇文章，《揭露资本主义走狗胡严的反党反革命真面》。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
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