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太皇太后对苏轼道：“卿且在旁坐下，我当询问一切。”说着，命内侍移过锦凳，令轼旁坐。苏轼谢恩坐下。太皇太后垂询了一番要政，苏轼随问随答，颇合慈意，特赐茶一盏。苏轼恩饮毕。太皇太后对左右内侍道：
“可撤御前金莲炬，送学士归院。”说罢，自携了哲宗入宫。
苏轼恭送了圣驾，又向虚座前申谢，跪拜礼毕，方由两个内侍捧了金莲炬，导送归院。真个是旷典隆恩，千古稀逢，这遭际也光荣极了。
苏轼感恩图报，常常借着言语文章，规讽时政。卫尉丞毕仲游，寓书戒轼道：“君官非御史，职非台谏，乃好论人短长，危身触讳；恐抱石救溺，非徒无益，反致祸患。”轼不能从。
时程颐侍讲经筵，毅然自重，尝道：“天下治乱系宰相，居德成就责经筵”；因此入殿进讲，貌端色庄。苏轼说他不近人情，屡加抗侮。当司马光病殁适，朝廷有庆贺礼，事毕，众官皆欲往吊，独程颐以为不可。人问他何以不可往吊？程颐引《鲁论》，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为言，有人说：“哭乃不歌，未尝说歌即不哭。如何不可往吊？”苏轼在旁冷笑道：“大概是枉死城中的叔孙通新制的礼，所以如此。”程颐听了此言，很有芥蒂。
苏轼发策试馆职，问题有云：今欲师仁宗之忠厚，惧百官有司不称其职，而或至于偷；欲法仁宗之励精，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而流入刻石司谏贾易左。正言朱先庭，乃程颐门人，遂借题生事，劾轼讪谤先帝。轼因乞外调。
侍御史吕陶上刘台谏当秉至公，不应假借事权，图报私隙。左司谏王觌，亦奏称苏轼所拟策题，不过略失轻重，关系言小。若必吹毛求疵，酿成门户，恐党派一分，朝无宁日，这是国家大患，不可不防。范纯仁复言苏轼无罪。太皇太后临朝谕道：“详览苏轼文意，是指今日的百官有司、监司守令，并非讥讽祖宗，不得为罪。”轼罪任事如故。
适值哲宗病疮疹，不能视朝。程颐入问吕公著道：“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当独坐；且主上有道，宰相岂不知道么？”次日，公著入朝，即问帝疾，太皇太后答称无妨。廷臣因此嫉程颐多言，御史宗丞胡宗愈、给事中顾临，连章劾奏程颐，不应令值经筵。谏议大夫孔文仲，劾程颐奸下险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偏谒贵臣，勾通台谏，睚眦报怨，沽直营私，应放还田里，以示典型。道罢程颐出管西京国子监。从此朝臣各分党派，互相倾轧。
程颐以下，有贾易、朱光庭等，号为洛党；苏轼以下，有吕陶等，号称蜀党；又有刘挚，梁焘、王岩、刘安世等，另树一帜，谓之朔党；其实都非奸邪，只因意气不合，致成嫌怨。哪知熙丰旧臣，正恨诸贤入骨，要想乘瑕蹈隙，借图报复，这三党还不知道；日事排挤，真是授人以柄，使之自刺了。
到得元祐七年，哲宗年已十七，太皇太后留意立后，选了世家女子百余人入宫，细细考察他们的品行性情，以及言语动作，只有马军都侯虞孟元的孙女，年纪才十六岁，才貌双全，性格也温柔庄重。太皇太后与太后，都爱重他。又请了保姆，教导宫中礼节仪范，遂由太皇太后宣谕宰执道，现有孟氏女能执妇道，可以正位中宫。一面命学士草制，一面派各官署议定古时六体。七年四月，议定复奏。乃派吕大防兼六礼使，韩忠彦充奉迎使；苏颂、王岩叟充发册使；苏辙、赵宗景充告期使；高密郡、王宗晟充纳成使；王存、刘奉世充纳吉使；梁焘、郑雍充纳采问名使。哲宗升座文德殿，册为皇后。礼成，太皇太后对哲宗道：“得贤内助，所系非细。汝宜刑于启化，媲美古人，方不负我的厚望。”及帝高后退出，太皇太后忽叹息道：“此人贤淑，可无他虞，但恐福薄，他日国家有事，不免首先受祸。”
果然哲宗少年好色，以孟后色不胜德，心怀不足。恰巧侍御中有个刘氏女，生得纤秾合度，修短适宜，面若芙蓉，腰如杨柳，艳比夷嫱，姿胜环燕，哲宗遂封为婕妤，十分宠幸，这且不在话下。
单说朝中辅臣，自吕公著殁后，由吕大防、范纯仁执政。那范纯仁忽因司谏吴安诗等，劾他党于蔡确，力求外调，出知颍州。尚书右仆射一缺，空了下来，向未补授。太皇太后特擢苏颂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辙为门下侍郎，范百禄为中书侍郎，梁焘、郑雍为尚书左右丞，韩忠彦知枢密院事，刘奉世签书枢密院事。又因辽使入贺，问及苏轼，召入为兵部尚书兼官侍读。
原来苏轼做翰林学士的时候，每遇辽使往来，应派为招待员，其时辽亦趋重诗文，使臣多是文学之选，每与苏轼谈笑唱和，轼无不立应，辽使甚为惊服！会辽有五字属对，未得对句，遂商诸副介，请苏轼照对。苏轼便问是何对句？副介答称是“三光日月星”五个字。苏轼应声道：“四诗风、雅、颂，不是天然的对句么？”你不要说我对的，只说自己想着的便了。”副介如言还告辽使，方才叹赞。苏轼又出见辽使道：“‘四德元亨利’不是也可以对么？”辽使要起座对辩。苏轼道：“你疑我忘记一个字么？你可知两朝乃兄弟之国，你虽是外臣，仁宗庙讳，亦应知道。”辽使闻言，亦为心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