乏适应性和自发性”。梅奥由此把适应性看做是工业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在一个具有适应能力的现代社会里，工作中的技术发展迅速，这样的技术和方法要求具有适应能力的人来管理它们；唯有当人们在管理专业中训练有素，他们才能学会具有适应能力。如果人们在变革的人性方面和技术方面都没有得到训练，那他们就不会自发地合作，快速的发展就难以为继。这样的人必须精力充沛，具有主动精神；他们不需要梅奥相信阻碍了变革的东西——“一个世纪以前的古老的政治口号（即保守的意识形态或激进的意识形态）”。
这封信发表几天以后，梅奥的身体大有好转，足以到伦敦向同行提供建议，并开始撰写一本新书，书名暂定为《政治机会主义和工业方法》（PoliticalOpportunismandIndustrialMethod）。伦敦之行不久以后，他感到很疲劳，烦恼于身体的不中用，“走路和写字都有问题”。虽然他无意从哈佛商学院接受400美元来支付兼职秘书的工资，但他还是想要“在大门关闭以前”发表一些言论。
他用这两封信和《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中的主要观点拼凑了一篇文章，把它寄给《世界评论》（WorldReview）发表。现在，他的主要兴趣在“政治潮流”上。这个潮流就是对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中的工作的大规模组织；伴随潮流而来的是间接控制及其弊端、雇员的不忠诚和纪律松懈；导致这些弊病的原因，还是在于高高在上的执行官和工人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这个老问题；工人觉得他们没有参与到那些影响他们工作的决策中。“只要存在这种情绪，管理层和工人之间就决不会有自发的合作。这个……问题需要加以关注和解决”。这是梅奥最后发表的文字。
梅奥的健康变得时好时坏。帕特丽夏认为，因为他频繁地与不同政见的人讨论问题，他像往昔一样思维敏捷而活跃，如果再能得到秘书帮助的话，那他再写一本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多萝西娅认为，即使兼职秘书确保在正常时间来帮忙，那他也决不会写出什么东西了。多萝西娅的估计是正确的。
梅奥明白，自己年老多病、不能远行，但他还是接受了多个邀请，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提供咨询，访问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与吉尔卡迪教授（工业关系学）和麦格雷戈教授（经济学）会面。他发现大学里的这些年轻人正在追随自己的思想。不过，当他在巴黎的时候，他的主要兴趣似乎放在美味佳肴上。
从巴黎回来后，他接待了来访的时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的切斯特·巴纳德，并抓住机会帮隆巴德和罗特利斯伯格说好话——他们申请该基金会资助他们的高级工业培训研究项目。梅奥想起了自己于1919年提出的建议，要想使工业民主有效率，要想让工人与管理者一道来决定企业将要采取的路线，那么组织的全体成员就必须在经济学、会计学及其他相关主题上得到良好的训练。
到1949年夏，梅奥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当时，《泰晤士报》的工业通讯记者正就《工业文明中的社会问题》是否对英国的工业问题适用一事争论不休。多萝西娅看到，他完全不能像他计划的那样，与联合国的官员们磋商以下事宜了：向他们的雇员培训计划委派一名干事。8月下旬，因为多萝西娅病势太重，不能照料他，于是他回到吉尔福德的护理医院。数天之后，即9月1日星期四早晨，梅奥平静地去世了，死时没有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