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和上司、公司政策的成见和态度，他们如何看待他们的任务、他们自己、他们与西部电气公司的关系。对于上述内容，他提出了证据和结论。把这份报告寄给霍桑工厂之后，罗特利斯伯格马上安排自己回到芝加哥，帮助分析所收集的工人访谈资料。1932年6月，在雪莉·泰勒（Shirley！raylor）的帮助下，小约瑟夫·基什（JosephKish，Jr．）递交了一份有关522个访谈记录的统计分析报告，该报告研究了与工作中的不满相关的事情。报告发现，在男工和女工中，不满随部门而异，而且只在女工中发现工作不满与个人处境及引导访谈的人员有关联。这些发现的原因不明，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梅利亚姆向梅奥汇报了以下情况：斯托尔对于利用访谈记录来提前预见工人的不满和苦衷比较重视，普特南关心的是案例研究在监督人员的培训方法中所起的作用、测试室中的噪声问题、财务和经济激励对工人的重要性，他还对霍桑工厂的常规工作和员工表现产生了普遍的兴趣。梅利亚姆的兴趣主要在经济方面，虽然近两年来他确实帮助普特南为监督人员的培训准备了案例材料，但是，在同梅奥的关系方面，他仍不如罗特利斯伯格密切。
1930年5月，梅奥给普特南和彭诺克都寄了一封沃纳的介绍信，沃纳也于当年夏天访问了霍桑工厂。沃纳返回哈佛后，普特南把研究报告寄给了他，沃纳答应，一旦就研究方向与梅奥商议妥当后，他将提供若干专门建议，沃纳相信梅奥的想法与他本人是一致的。沃纳对于指导监督人员的课程感兴趣，但是他也被普特南的想法打动了。普特南建议，根据沃纳关于研究一座东部城市的计划，可以利用哈佛人类学系的学生调查西塞罗市霍桑工厂的周边情况。沃纳表示同意，他说：“社会人类学对于您所倡导的那种工作大有帮助。”他于圣诞节回到霍桑工厂，对这项计划作了进一步的讨论。到这个时候，他已经选定纽伯里波特作为计划中的东部城市了。这座城市拥有1．7万人口，那里的家庭看起来比较稳定。沃纳认为这是一个融合程度高、适应性好的社区，同时他也希望调查西塞罗市。因为他在当时已经看出，“在一个已经使工业适应其更大的社会结构的城市中，社区与大型工业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不同于）它与小型工业之间的关系”。
在接下来的那个月，沃纳帮助梳理了这样一个主要想法：支持在中继器装配测试室开展研究。这项研究将在当年的年末开始。在讲述有关现场经验的故事的时候，他向迪克森提到一件事，即在调查家庭时，研究人员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成员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成员本身。迪克森则问道，这一点是否也可以应用在对工作组的研究之上呢？沃纳认为可以，这一原则可以应用于任何社会结构，也可应用于一个群体内部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应用于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是理解霍桑群体研究的重点。沃纳建议，在研究工作群体时，迪克森和同事应该留意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团结，以及如何使这些关系保持平衡并进而加以组织。他还说，群体包含三种使平衡得以维系以及组织借以依靠的社会聚合力：以上对下、以下对上和对等。前二者显然属于管理者与雇员之间的关系，第三种出现在工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中。沃纳相信，如果霍桑的研究人员从对立一团结原则的观点出发来看待这三者，那么工作群体的大量行为就将得到解释。关于这些想法，证据来自访谈和直接观察，这些既是社会人类学者的主要现场技术，也是霍桑工厂独立发现的主要技术。在所有的观察的事物中，“要去寻找的大事就是态度，”沃纳写道。态度常常是无意识的和怀有偏见的，对于心理分析学者而言，它们是潜在的内容，而对于社会学者而言，它们则是社会结构的基本构件。1931年12月，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观察工作在中继器装配测试室开始了。
与此同时，普特南提醒沃纳把研究工作扩大到霍桑工厂的四周，芝加哥大学的宾格（Binger）和纽康姆（Newcombe）教授急于沿着梅奥与拉姆尔同普特南所商讨过的路线开始研究。但普特南看到，芝加哥学派太侧重于不良行为的研究了，他强烈建议沃纳和梅奥开始彻底研究霍桑工厂四周的社会结构，但是这一点由于1932年初大萧条的急转直下而受阻。
梅奥希望进一步委派受他直接影响的领域的人访问霍桑工厂。在这一方面，梅奥有一个助手叫丹尼森（Dennison）。丹尼森是弗雷明汉市一位著名的福利实业家，他打发两个人到普特南手下开展研究工作。阿瑟·扬以前就对访问极有兴趣。齐默恩（Zimmern）夫人听从梅奥的建议，访问了工厂，并表示，但愿欧洲工业会采用霍桑工厂的方法。她宣布，自己有意运用这些访谈技巧来接待到日内瓦参观其工作的来访者。在梅奥50岁生日那天，他安排亨德森到霍桑工厂访问，这也是唯一的一次。
梅奥用赞扬来表示对霍桑的全体研究人员给予支持，以保护他们免受批评者的伤害，而且只要有可能，他都会努力使他们不受公司某些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