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的人口居住在阿德莱德。人们之所以迁居城市，是由于城市为人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发展前景、更短的工作时间和更光明的生活，为寡妇们提供了避难所，为老年人提供了所需的福利和医疗服务。同样，由于乡村只提供初级水平的教育，父母便把男孩子们送到阿德莱德接受中等教育。当移民统计数据变得众所周知的时候，媒体、公共官员和旅游机构发言人便设法扭转这一潮流。他们劝说乡村居民，促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更吸引人，采用科学技术来改进耕作方式。海蒂经常旅行，向母亲联盟（Mother\"sUnion）的成员和朋友们发表演讲。所以，在其青年时期，埃尔顿广泛接触了城市化问题以及支持运用科学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辩论。
在埃尔顿的早期生活阶段，南澳大利亚殖民地经历了一次经济衰退，这次衰退只得到了轻微、暂时的恢复。租金上涨了，工资下降了，劳动力市场随着接壤的维多利亚殖民地的移民涌人而膨胀了，时间长收入低的劳动十分普遍。随着台球馆、赌场的发展，皮条客和妓院的涌现，受人尊敬的殖民地生活状况受到了威胁。对衰退、穷困以及各色社会邪恶的响应常常被误导。例如，各工会要求全体成员工作相同的时数，以便设法分摊贫困的负担，这只不过是以众多的被接济者来加剧养家糊口者的痛苦和不幸。教育曾是一条通向阿德莱德社会值得尊敬地位的阳光大道，也为梅奥家族所倚重，但如今人们却发现它也担保不了获得一份工作。慈善团体鼓励救济运动；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散发宣传资料；工会设法向全体成员教导宽容、基督教信仰和公正公平，但是其所提供的施舍接济却是不够的。提倡通过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和工人教育以达到自助的教导举动失败了，这是由于贫穷的受害者大多是些缺乏领悟力、不善言辞的人们，他们相信贫穷是自己造成的，贫穷源自酗酒、好逸恶劳和无能，个人应该独自承担起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责任。这需要一个政治上的解决方案。
当埃尔顿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南澳大利亚的政治活动变得民主化了。在其少年时代，殖民地有身份的人士组建了多届短命的政府，各届政府都是由阿德莱德俱乐部（AdelaideClub）——梅奥俱乐部——的一名成员所领导的。在这次萧条以前，这些人之所以依然大权在握，其原因众多：他们始终拥护殖民地创始人的进步开明的政策；他们克服了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的大多数问题；他们既不沉默超然，也对那些不怎么受尊敬的殖民地居民不采取高姿态的态度；他们明明白白地活跃在殖民地政治和经济事务的中心。然而，经济萧条的后果非常严重，所以在1893年，由阿德莱德俱乐部的成员所组成的最后一届政府被激进的查尔斯·金斯顿（CharlesKingston）政府取而代之了。六年来，金斯顿对提高税收的要求、对法律和医学职业的抨击、对前政治家的权益和特权进行蛊惑人心的攻击，以及他在内阁中的个人权力，都让阿德莱德市民震惊不已。埃尔顿把自己视为一名殖民地绅士，他相信可以经由广泛的教育达到自我了解。他逐渐憎恶煽动性的政客和取悦群众的人，认为他们用意不良，利用狡猾的宣传摧毁每一个人学会并最终处理当时真正问题的机会。南澳大利亚的政治和经济变化为埃尔顿处理工业文明的行政管理问题的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阿德莱德穷人的不幸的开明态度伴随着阿德莱德政治生活的变化。起先，政府向饥民供应粮食，随后提供土地用于失业时期的耕种。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中，对付犯罪的手段是建立一个犯罪学社会，然后教导人们犯罪的主要原因是环境，而非与生俱来的邪恶。建立了儿童法庭，修缮了监狱，引进了针对妓女和酗酒者的制度。
妇女权利向埃尔顿提出了一个政治问题。1880年，阿德莱德大学接纳女性；1894年，凯瑟琳·斯宾塞（CatherineSpence）帮助南澳大利亚的妇女赢得了选举权。但是，梅奥一家在这个问题上并不一致。在斯宾塞运动期间，埃尔顿给日报写了一封信，署名为“妇女参政权论者”。他在信中指出，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妇女没有多少机会。他罗列了不公正现象，接着问道：“既然男性被允许混合沐浴，为什么女性不行呢？”当他的父亲看到这封信时勃然大怒：“请设想一下把选举权赋予这些愚蠢的妇女吧！如果这就是其中大多数人的所思所想，那么就不应当赋予她们选举权。”
妇女应该结婚生子，生育五个孩子是标准。但是，由于生活在阿德莱德的女性比男性多，因此洗衣店、办公室和商店都接纳妇女。主流舆论把妇女从尝试从事职业工作转移开来。有少数妇女反对这种观点，完成并获得了医学学位。埃尔顿的姐姐海伦就是其中之一，她后来成为了一名卓有成就的儿童保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