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中心的和一贯的论题：科学尤其是心理学须从狭隘、刻板、单调琐碎的倾向中解放出来。假如与建筑学作个类比的话，那就像建筑师一样，在考虑了从事某种工作的某群人的需要后，设计出切合他们实际的建筑，而这种建筑能使他们在一种惬意的氛围中有效地完成他们的任务。过些时候。随着这群人的成长与变故，建筑物的功用扩大了，他们也出现了新的需要，这样，建筑开始更进一步的发展。与此类似，概念、范畴和理论起初都饶有兴味的，后来却常常变成纠缠不休的教条，且阻碍进一步的理解。马斯洛的著述反对把人类经验轻易地归纳为12套理论（这在那些极为刻板的行为程序中可见一斑），或归纳为僵化的范畴（这在那些源自弗洛伊德范型的学派中蔓延着）。他欢迎且支持心理学中的“第三种力量”，这“第三种力量”乐意探索人类行为的更为广阔的前景和更为能动的模式。
20世纪30年代，马斯洛在研究比较动物行为的同时，对那些用传统科学工具无法阐明或探究的心理学难题也感兴趣。他开始系统阐述他那表现为广泛的世界观的基本观点。他警诫说，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只有在极为慎重的条件下才能运用到人类行为中去。虽然人类有动物本能的“残迹余痕”，但人类并没有显而易见的动物本能，马斯洛称那种“残迹余痕”为“类似本能”。人类学从两个方面强化了文化相对主义：一方面，心理学的正常、病态、反常和异常观念部分地是文化约束所致，这是因为要从文化上层建筑中分清生物基础是近乎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现在的社会心理学并未允诺要去说明“人类一般”，因为只存在着特殊的男人和女人。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如果要获得真正科学的论断，就需要在各学科之间进行更有创造性的合作。
马斯洛的成熟思想最初是在他1943年的“动机理论”中出现的。他提出了完整的动机理论务必建基于其上的13个命题。这些命题包括这样一些见解：个人是有机体；愿望通常是通向目的的手段，而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人们之间的“根本愿望”的不同较之于他们有意识地表达所意味的要小得多；一切有意识的愿望可能是通向各种目的的通道。这样，任何行为很可能表明了多种动机。因为一个愿望很快地就取代了先行的愿望，因此人类很少得到完全满足，动机无竭息之时，愿望不仅一个接一个，而且倾向于使自身进入“优势顺序”，这就削弱了那种试图想将内驱力列一份原子论式的清单的想法的基础，而代之于从有个性的人的目标或需要来理解动机。在马斯洛看来，“基本需要的顺序优势”可便利地分成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目标虽然每个人都不一样，但这里所列的这些目标大凡都是占优势的，而最占优势的目标势必垄断有机体的智能与意识，直至它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为止。而满足之后，在优势顺序中的下一个愿望开始逐渐地出现。如果这些目标的实现受到外部力量、内部骚动或社会文化条件的阻挠，那就会出现紧急反应，发展至十分剧烈时，就表现为精神的病态。
马斯洛运用其动机理论的一个颇具特色的范例是他对独裁人格的思考。马斯洛接受柏拉图的观点，即认为当人们留心一下非理性行为建基于其上的假设时，就会知道很多所谓非理性的行为都可以理解为理性的，由此，马斯洛把独裁者看作一个这样的人，这种人把世界想象为一片莽林，在此莽林中一切境况和行动者都是危险的和受到威胁的。因此，对独裁者来说，是在恐吓和受恐吓间作选择。他从消极方面来看其他人，并把他们按从低等人到上等人的顺序进行排列。以这样一种片面的方式来看其他人，独裁者的逻辑反应就是奴隶般的、受虐狂般的尊重上等人（因为他欣赏他们为什么这样严厉），而对下等人则是冷酷的甚至是残忍的（因为爱、仁慈或同情是软弱的象征）。那些持有其他价值标准的人，尤其是民主的人，他们尊敬他人，对外在的权力冠冕也依赖甚少，这些人对独裁者是一种威胁。在马斯洛看来，独裁者所追求的满足是无法得到的（他不可能支配整个世界），人类也不会就范于他那种过分简单化的体系，这些事实表明了独裁者的世界观是虚假的，然而，尽管绝大多数的所谓治愈离神经病或身心病症状的根除还差得远，但如果独裁者想治愈的话，他的“病态”还是能够治愈的。
在《通向存在心理学》中，马斯洛指出了他思想的主要结论与意义。作为“第三种力量”心理学的参与者，马斯洛认可了这样的假设，即每一个人都有其基本的人性，其中部分是类本质，一部分则是个人所独具的。发展着的科学可以发现这种本性，这种本性我们通常把它看作本质上是善的，而恶多半是这种本性表达的受挫。在揭示这种本性中，科学能说明什么东西能有助于它的实现，这意味着真正的科学（这与那些粗糙的简化论和过分简单化的模型建构有区别）最终能够为人类提供一种伦理学或一整套价值。而科学要做到这一点，务必从“手段中心”转向“问题中心”，从凭借已获得的技术来发展的研究转向基于有待解决的问题的研究——总之，从手段转向目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