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纯父可有何良策？”石越虽然觉得资本追求最大利润根本是正常现象，但是青苗法积极的一面如果断送，也未必是什么好事。让太多农民破产，而社会工业化程度又无法容耐这么多劳动力，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引发社会的动乱，从这个意义上讲，石越希望青苗法能够切切实实解决农民的一些问题。但是让民间资本有效的流入农业生产当中，这个难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司马梦求苦笑道：“我又能有何良策可言，本来越是穷县越是需要青苗钱，可在某些地方，结果却是越是穷县钱庄越是不愿意借出青苗钱，反倒是富县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真要解决，还得靠地方官吏的良心与能力。或者在钱庄法增加一条，农民满足贷款条件而钱庄不放贷者，可以向官府申诉求助？不过依学生来看，这些都是细节，实则王相公变法的路子，整个就走错了，这完全是一个死连环。王相公变法便真能成功，财政岁入真能大增，亦不足以解决大宋的问题。”
他这话实在是惊世骇俗之论。就算是石越，也不曾对王安石变法全盘否定。不过石越对于司马梦求的建议，也不敢断然下结论，金融方面的事情，石越并不是行家里手，这样的一条条令加进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暂时难以评估。
“那么纯父的高见是？”石越和潘照临对望一眼，并不急着说出自己的看法。
司马梦求慨然说道：“大宋之弊，在于冗官冗兵。要解决二者，首先就要澄清吏治，不澄清吏治，消除冗官，就不足以宽养民力，不能宽养民力，就不能厚培国本，不能厚培国本，就不足以显耀武功。王相公变法，背道而弛，焉能成其大道？”
这个道理，石越和潘照临，甚至苏轼、范纯仁都曾看到，也不算稀奇。当下石越问道：“我观王相公变法，虽然重开源不重节流，重法令不重人事，颇有不如人意处，但似乎还不足以言背道而弛？何况王相公执政以来，亦曾力求消除冗兵，亦不能谓其见不及此。”
司马梦求淡淡一笑，说道：“我当为石大人一一言之。”
“王相公削减禁军，自是事实，然而西北军费所需，数以亿万计，此处消减所得，彼处十倍花掉，又何足道？而冗官之势，四年以来，愈演愈烈。如嘉佑年间，推恩者数十人，治平间三百人，而如今则四、五百人。官员们一个个求田问舍，为子孙谋，谁来谋国？王相公立置将法，每将下面各有部队将、训练官一、二十人，诸州又自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设官重复，平增冗官又是数以百计；为推行新法，诸路增置提举官凡四十余人，各自开府又衙，费用又增。又国初供奉三班不过三百人，天禧间增至四千二百多，现在则达一万一千多。景德年间大夫之官不过三十九人，如今达二百三十，增加七倍，朝奉郎以上景德年间不过一百六十五人，现在是六百九十五，五倍于彼时。承议郎一百二十七人增至三百六十九人，奉议郎一百四十八人增至四百三十一人，冗官之势，有增无减。而朝廷厚待士大夫，各项赏赐，曾无止尽。便是王相公再能理财，所得亦不足以偿所出……”
司马梦求把这些数字一一说来，如数家珍，显是平时非常留心。吴从龙等人不知道端详，倒也罢了，石越和潘照临却听来惊心。宋代一个官员能享受什么样的待遇，石越是亲身体会的。俸银之外，还有春衣、绫、绵、冬绢，还有粟，还有随身仆人的衣粮，还有薪、嵩、炭、盐，还有所谓的“增给”、“赡家钱”、“马钱”、“茶酒厨料”……名目烦多，连石越自己都记不过来。每年郊天、皇帝生日、太皇太后、太后、皇后生日，更是各有恩赐。国家从百姓那里聚敛来的钱财，就这么被所谓的“百官”们吸取了很大一部分。当然不能说这些冗官是王安石的过错，但是王安石变法完全没有抑制冗官的增长，却也是事实。
司马梦求顿了顿，又说道：“本朝苛税，七倍于唐，百姓之苦，谁人知之？天下之财输于京师，而地方不能自留钱财用于建设。朝廷养兵养官之费，占岁入十分之九。不除冗官冗兵，又谈什么宽养民力，谈什么厚培国本？如今国家之事，乱无头绪，立即仓促用兵，更是急功近利之极。”
说到这里，石越算是明白了司马梦求的大概思路，此人虽然算是才华出众，对国事有着深刻的见解，但同样是那个时代的人物，他的见识，不过是以范仲淹的见解为基础。他和潘照临对望一眼，就知道对方和自己想的一样，不由莞尔。除冗官，冗官是那么好除的吗？王安石未必是见不及此，很可能是范仲淹的失败给了他深刻的教训，他不愿意一个人挑战整个官僚阶层罢了。但是话又说回来，真是想要解决大宋的问题，这个顽疾，石越不能不面对！
“总有一天，我要面对这个问题的。”不过历史在这个问题上，给石越的经验却并不多，因为石越出生的时代，冗官问题比大宋要严重千百倍。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不是现在他要面对的。他笑着中止了司马梦求的话题，“事有轻、重、缓、急，很多事情，虽然按理要那么做，可是真正实行起来，却需要多走一点弯路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司马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