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赵顼一时间很难同意。不过说在生产与专卖上有限度的引进，按石越说的官民合营，倒未必不可以接受。
他看完后，便把札子递给王安石，一边说道：“石卿所虑，颇有可采之处。中书商议得失，再报与朕知道。”
皇帝不知道，这一“商议”，就是旷日持久，王安石虽然对这种种想法表示欣赏，但是他没有看出来这样做有何必要。虽然王安石是勇于有为的人，但是如果现有的东西能运行良好，他也不会觉得有必要去改变。一贯支持石越的冯京也没看出来这种实质上是在钢铁业进行公司化的行为有什么优点可言。而石越又根本无法说服他们……
结果虽然表面上技术管制、专营专卖、扩大生产降低价格等等建议还是被采用了——其实如技术管制、专营专卖，这些根本不需要建议，本来就在做——所以实际上是，石越的主张根本没有被采用。但是新技术倒是很快的推行下去了——因为西北的战争迫切需要更多的兵器。
无可奈何的石越从这件事中得到的唯一好处是，皇帝为了奖励他或者说安慰他，他又升官了。石越现在有一串长长的官名：“赐紫金鱼袋、礼部郎中、直秘阁、朝请大夫、检正中书三房公事、骑都尉”——他的本官与散阶，都是皇帝特旨，本朝少有的殊荣。但实际上除了工资高一点之外，完全没有实际作用。宋代本官经常不任职，因此礼部郎中对于石越来说，不过挂个名罢了。
也就在石越在中书省试图说服王安石与诸位宰相接受他的钢铁业公司化的主张之时，远在西北的王韶开始了他一连串的胜利。
面对着王韶驻扎在渭源堡的大军，羌人部落各自倚险自守，不敢出战，企图拖跨宋军。王韶率军从抹邦山，过竹牛岭，仰攻羌人，取得第一场大胜。其后又在竹牛岭虚张声势，让羌人以为自己还在竹牛岭，王韶却亲率大军，偷偷抵达武胜，半路邀击羌人援军，大败羌人。王韶遂在武胜建城堡而守，然后自己趁胜攻击，在巩令城大败羌族玛尔戬，招降其部落两万余人。自此王韶威震洮河，兵锋所向，羌族无不战懔。玛尔戬惶惶不可终日，覆亡只是时间问题。
另一方面，不甘寂寞的章惇在湖南开始招降苗族，修建城镇，把雪峰山脉大梅山上的数万苗族纳入朝廷的管制当中。
得到王安石支持的军事行动接连取得大捷的消息，很快就传回京师，《新义报》、《汴京新闻》对这些胜利的歌颂，让王安石在京师百姓中的形象也变得高大起来。大宋的子民们，太渴望一场胜利来鼓舞他们的士气民心了。所以无论是实际上为新党所控制的《新义报》，还是标榜着“中立”的《汴京新闻》，都没有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辞。相比之下，石越钢铁新技术的成就，在当时的人们眼里，简直就不值一提。如果不是市易法在时时提醒着开封的市民们新法有多少弊端——现在连上街卖水果，都要交一笔所谓的“免行钱”了！
（《汴京新闻》对此进行过猛烈的抨击，结果被三个状元公引入歧途——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不分胜负，而那些靠做些小生意糊口的小商贩们的“免行钱”照交不误——直接的结果就是东京城的物价再次上扬。）
相比《新义报》与《汴京新闻》高调赞美王韶的胜利，《西京评论》就要酸溜溜得多，他们居然在这个时候不识好歹对在武胜筑城等事宜要花掉多少钱表示了质疑，暗示着王将军用钱用得太多！他们的口吻和枢密使文彦博简直一模一样。结果《西京评论》当天在汴京的销量跌了三成，而文彦博则被王安石驳了个狗血淋头，连皇帝在心里也怪他多事。
被石越称为“往坏里说叫不太识得好歹，往好里说叫有风骨”的文彦博，的确也没有让石越“失望”，眼见着昔日的好友今日的政敌一日一日得势，除了经过石越改良的青苗法之外，别的新法他一样比一样看不顺眼，而军器监案明明是个糊涂案还就是破不了……文彦博已经一日也不想在朝廷中呆下去了，有了被赶出朝廷的觉悟的他更加无所忌惮，愈发坚定的攻击市易法与保马法起来。
在石越几次和皇帝谈论朝政时，他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赵顼对文彦博有了不耐烦的情绪。当他隐晦的告诉冯京，希望冯京劝一劝这位文大人注意一下策略之时，冯京摇了摇头苦笑道：“没有用的。他早就想走了。”
到了九月初，御史张商英的一次弹劾，终于导致了文彦博的提前罢官。张商英弹劾枢密院诸使包庇亲戚、纵容院吏犯法等十二条罪名，直接导致枢密使文彦博、副使吴充、蔡挺同时请辞。赵顼无可奈何，只好把张商英罢了，这个才到京师没几个月的御史，虽然才识卓绝，却完全不懂得政治之真义，只好被贬去两浙路监税。因为皇帝无论如何，也不希望他的枢密院突然间没有枢密使。
但是这件事却也使得赵顼对文彦博的印象恶劣起来——大宋皇帝在用人的时候，最爱讲究平衡之术的，赵顼用王安石为相，却故意把政见不合，曾经三元及第，又是富弼女婿的冯京放在中书，同时枢密院文彦博和吴充，都与王安石不和，这就是明里暗里的防了这个表面上大权在握的宰相一手。所以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