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含笑颔首，用嫉妒的眼光看了耶律濬的画像一眼，叹道：“他此刻正带兵亲征平叛，而朕，数十年间，竟难得穿几次戎服。”他显然是想起了即位后不久穿着戎服去见两宫太后的往事。
“郁郁乎文哉，吾从宋。”王贤妃掩嘴笑道，半是宽慰地说道：“做皇帝做到要亲征的份上，对国家朝廷可都不是什么好事。官家只需知人善用便够了。”
“知人善用？谈何容易！”赵顼若有所感，站起身来，重重地叹了口气。
夜晚静悄悄地过去。阳光从窗外射进来，照在保慈宫的桌几上，也洒落在保慈宫的主人高太后与大宋的皇帝陛下赵顼以及向皇后身上，闪耀着金黄的光芒。
“母后今日的气色好多了。”赵顼微笑着向母亲请着安，比起已故的太皇太后来，与自己的母亲，赵顼要略显得疏远，而且他也不能似相信曹太后一般，在政治上信任高太后的判断——这不仅仅是即位日久的原因。但是伐夏这么大的事情，无论如何，他都是应当要向太后禀报的。
高太后默默地接受着这一切。
对于自己儿子的用人、治国，她都是有看法的。而且或者因为是骨肉相连的母子，她并不似曹太后那样委婉，很多时候，她会更直接的表达出来，而不那么顾忌赵顼的感觉。扪心自问，她高滔滔并没有一点私心，做一个贤德的妻子、母亲或者说皇后、太后，一直是她对自己的要求。
“这几日有十一娘陪着聊天解闷，我也宽心许多。”高太后慈祥地笑道，“倒是官家要注意龙体，莫被国事累坏了，这才是社稷之福。圣人说官家这几日都不怎么进膳，这可不是养生之道。”
赵顼笑道：“朝廷正议着伐夏之事，兵者国之大事，朕总得操点心。若能克复灵武，全祖宗之志，列祖列宗知后代有人，亦可欣慰。”
“官家决意用兵了么？”高太后敛容问道。这件事，她早已知道详细，但是皇帝既然是第一次说，却总得装成不太清楚的样子。
“伐夏之议，并非起自今日。”赵顼略带得意地说道，“朕与石越等一干大臣，实是筹划已久。数年之前，石越自杭州返京，便向朕密进伐夏方略，预言西夏臣强主弱，秉常不甘受制，久必生乱。朝廷一直便在暗中筹划布局，等待此事发生。如今果然被料中。大宋兵甲已精，士卒已练，惟一稍嫌不足者，是己丑政变比石越预料的早发生了一两年，粮草与兵饷，尚不能称全备。”
“然我亦听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饷乃用兵最要之事，官家岂可轻视？”
“母后之教甚是，朝廷已有应付之方。况且，朕以为未必便不可因粮于敌，夏国累世经营，岂无粮储？果能攻城略地，岂能没有一二仓储落入我军之手？”赵顼自信的说道。对于在西夏“因粮于敌”这种设想，在陕西的石越、在枢密院的文彦博，都是极力批评的。石越甚至在奏折中激动的指斥这种想法，是“自取败亡”之道，并激烈地请赵顼“立斩”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因为提出这种建议，是“欺君误国”。文彦博的态度要平和一些，但却也同样的坚决，认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但赵顼也秘密地询问过李宪等一些带过兵的宦官与种谔这些长年在西线统兵作战的将领，甚至派遣使者询问过待罪受处罚的高遵裕，这些赵顼眼中身处前线、“深明西事”的将领，他们的回答却与石越、文彦博这两个文臣颇有不同。种谔为首的一部分边将认为这是完全可行的；而李宪与高遵裕等人的回答虽然保守一点，但也认为“未必不可行”。因此，在这方面，赵顼心里是有自己的算盘的——石越与文彦博是文臣，保守一点，从最困难的情况来庙算战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赵顼却相信，情况必不至于如他们说的那么糟。
“凡事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官家事事多询问大臣之意见，便不会犯错。”高太后虽然也是将门之后，但是她在军事方面，懂得却相当有限，只能说一些泛泛的提醒。
“朕理会得。”赵顼有点敷衍地说道。他的确是“兼听”了的。
高太后看在眼里，暗暗叹了口气，但表面上却点了点头，笑道：“官家能如此，是社稷之福。陕西能有石越坐镇，委之以国事，倒也是放得下心的。”
赵顼踌躇了一会，吱唔道：“朝廷尚未议定主帅之选。”
高太后与向皇后都吃了一惊，只不过二人的惊讶，一人是真，一人是假。高太后自然是听过这些传闻的，向皇后却向来恪守妇训，对国事既便说不是漠不关心，亦可以说极不热衷，因此朝中这么大的事情，她竟全不知闻。高太后问道：“这却是为何？”
赵顼眼见保慈宫中人多嘴杂，有些话却不便直言，只是回道：“因有大臣有异议，争执不下，未可遂定。”
高太后摇头道：“这等事情，拖延无益。无论用与不用，宸断须及早。”
“母后说的极是。”赵顼并没有与高太后深谈的打算，语气虽然恭恭敬敬，但内心里却是打着敷衍的主意。
高太后斜着眼睛看了自己儿子一眼，忽然笑道：“官家的心思，我虽是老太婆，却也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