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徒反目
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是从。可渐渐地，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
梁启超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他退休。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梁启超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狠狠斥责了梁启超一顿。
武昌起义爆发后，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您从来不让别人发表意见，自己的观点又不能让弟子心悦诚服，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他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康有为是“大言不惭的书生，对政局丝毫不清楚”。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我不能与老师共为国家罪人！”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还写诗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
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逝世于青岛。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我自横刀向天笑
谭嗣同，湖南浏阳人，同治四年二月十三日生于北京一个世代官宦的家庭中，父亲谭继洵是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僚，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在姐弟中排行第五，最小。他12岁时，他的母亲、二姐和大哥染上瘟疫，在五天内先后死去。谭嗣同也被传染，昏死三天才苏醒。他父亲为此给他取个“复生”的别号。
谭嗣同从5岁起开始读“四书五经”，学习作诗填词。少年的谭嗣同聪慧异常，胆识过人，写得一手好文章。从20岁起，历时十年，谭嗣同驰骋西北高原，漫游祖国河山，足迹遍及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合计路程达八万余里，照谭嗣同自己的说法，是“堪绕地球一周”。
谭嗣同在壮游中曾多次作诗抒怀：
“策我马，曳我裳，天风终古吹琅琅！何当直上昆仑巅，旷观天下名山刀迭来苍茫！”“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
甲午年谭嗣同正好30岁，他写了《三十自纪》一文，规划出全面改革中国的方案，还准备全力以赴将此付诸实施。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开始“百日维新”。为了加快推行变法，壮大维新派阵营，光绪皇帝决定起用一些新人来推行变法。于是，在宣布变法的第二天，下令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束送黄遵宪、谭嗣同上北京，准备接受授予的新职。但是，未等谭嗣同的大志付诸实现，顽固派们便准备先行下手绞杀改革派了。9月21日早晨，慈禧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并假借光绪帝的名义，请慈禧“训政”。慈禧重掌清廷大权，废除新政，戊戌变法就这样失败了。
政变发生的当天下午，谭嗣同在自己住地与梁启超等人紧急筹商对策。他与大刀王五计议密召“京津健儿”去中南海瀛台劫出被幽禁的光绪，未成；他又与梁启超去找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及容闳等人，准备促请英、美、日驻公使出面“设法保护皇上”，结果也落了空。至此，谭嗣同眼看事情已无可挽回，从容地对梁启超说：“我们前几天想救皇上，既已无法可救；今日想救康先生，也已无法可想。现在我已无事可做，惟有死！”
第二天，北京城内风声更紧。谭嗣同知大难即将临头，显得更加沉着坚定，从容地准备自己的后事。他找出自己多年的诗文书信稿本，其中包括《仁学》手稿，来到梁启超避居的日本驻华使馆中，交给梁启超，请梁保管，并要梁早点逃往日本。梁劝他一道出走，谭说：“如果没人留下来，将来如何发展维新；但如果没有死者，又如何酬答圣主。”谭希望梁启超把改革大业继续进行下去，而自己决心为变法、为光绪帝献出生命。
在这危急的时刻，大刀王五也一再劝谭嗣同出走，并自愿做他的保镖。可是谭嗣同决心已定，拒绝出走，并取下随身所带的“凤矩”宝剑赠送给王五，慷慨激昂地说：“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何足惜。各国变法，无不因流血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