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宗教的好处则在于它把对法律的热爱与对神明的崇拜结合在一起，并且因为它能使祖国变成公民崇拜的对象，从而教育他们效忠国家亦即是效忠国家的守护神。这是一种神权政体，在这种政体之下，除了君主之外人们决不能有其他教主，除了行政官之外也决不能有其他的牧师。于是为报效国家而死亦是慷慨殉道，而违犯法律亦是亵渎神明；让犯罪的人受到公众的诅咒，也就是让他承受神的震怒：Saceresto（让他去受诅咒吧）。
但是第二种宗教的坏处就在于它是建立在谎话与谬误基础之上的，因此它欺骗人民，使人民迷信、盲从，并且让人们对神明真正的崇拜沦为一种空洞的仪式。更糟糕的是，当它变为暴君制与排他性的时候，它就会使全民族变得毫不宽容和嗜血，然后它就只能靠屠杀和谋害才能够维持下去，并且还相信杀死异教徒是一种神圣的行为。这就让这样一个民族和其他民族处于一种天然对立的战争状态，那样对它自身的安全是十分有害的。
于是就只有人类的宗教剩下来了，也就是基督教——但这并不是指今天的基督教，而是福音书的基督教，那是和今天的基督教完全不同的。通过这种崇高的、神圣的、真正的宗教，本来就是同一个上帝的儿女的人类从此认识到大家都是兄弟，而那个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永远也不会解体。
可是既然政治体与这种宗教没有一点特殊的关系，就只好维持法律现有的力量，而不能再让它有所增加；所以特殊社会的最重大的联系之一就不能再起作用了，甚至它远不能使公民全心全意地依附于国家，反而会使公民脱离国家，就如同他们脱离尘世间的所有事物那样。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加违背社会精神。
有人告诉我们说，构成一个人们可能想象的最完美的社会的，将会是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民族。对这种假设，我只看到一个非常大的难点，那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社会将不再是一个人类的社会。
我甚至还要说，这种假想的完美的社会，绝对不会是最持久的，也不会是最强有力的。因为它是完美的，所以它就缺少了联系力；毁灭性的缺陷也就存在于完美的本身之内。
每个人都会尽自己的责任。首领是公正的、有节制的，行政官是正直的、廉洁的，士兵是不怕死的，人民是守法的；这里既没有骄奢侈纵，也没有浮华虚夸；一切都非常好，可是让我们再细看一下。
基督教一心只关怀天上的事物，是一种纯精神的宗教；基督徒的祖国不属于这个世界。确实，基督徒在尽自己的责任，然而他是以一种决不计较成败得失的、深沉的心情在承担自己的责任。无论世上的一切是好是坏对他都无足轻重，只要他自己问心无愧就行。如果国家繁荣，他对分享公共的幸福不感兴趣，他怕自己因国家的繁荣而骄傲；如果国家衰微，他也会庆幸上帝的手在惩罚自己的人民。
为了保持和谐，社会太平，毫无例外地所有的公民都必须是一样善良的基督徒。但是，只要不幸出现了哪怕一个伪善者、一个野心家，例如一个克伦威尔或是一个卡提里那，那么，这位伪善者或野心家在他那些虔诚的同胞之中，一定会心想事成。基督教的仁爱不许人轻易把自己的邻人看得很坏。一旦这个伪善者或野心家出于某种机智，发现了能够欺骗世人并且攫取一部分公共权威的手段之后，他就变成尊严的化身，上帝也会要人们尊敬他；不久之后他又有了权力，于是上帝就要人们服从他。假如这位权力的拥有者滥用权力的话，那就成了上帝在用鞭子惩罚自己的儿女。如果人们有意要驱逐篡夺者，那就要扰乱公共的安宁，使用暴力，发生流血冲突。这一切都与基督徒的温良背道而驰。而且归根结底，在这种苦难的深渊里我们究竟是被奴役的还是自由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根本的问题在于要升上天堂，听天由命只是升上天堂的另一种手段罢了。
如果爆发了对外战争，那么公民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出发作战，他们之中决不会有人想着临阵脱逃；他们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对胜利没有热情；他们善于赴死甚于战胜敌人。究竟他们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又有什么大不了呢？难道比起他们自己，上帝不是更明白他们应当是什么样的吗？你可以想象，一个意气激昂而骄横剽悍的敌人，将从他们的这种斯多葛主义中得到多少益处吧。把那些热爱祖国与光荣的豪侠慷慨的民族，面对面地摆在这样的基督教民族之前吧，试想那基督教共和国是在和罗马或者斯巴达面对着面吧；恐怕在这些虔诚的基督徒还没来得及看明白就会被粉碎、击溃和消灭；也许他们可以保全下来，但那只会是他们的敌人对他们充满鄙夷的缘故。在我看来，那些法比乌斯手下的兵士们的誓言是很好的；他们并不宣誓要战胜或者效死，他们只是宣誓作为胜利者凯旋，并且他们信守了承诺。然而基督徒却从来不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只会认为这是在试探上帝。
但是，当我提出一个基督教的共和国的概念时，我已经错了，因为这两个名词互相排斥。基督教只宣扬服从与奴役。它的精神对暴君制太有利了，以至于暴君制常常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