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的不幸，并不少于一个能力有限的君主因为缺乏才干而给人民造成的不幸。可以这么说，一个王国的每朝每代都要按照君主的能力来加以收缩或者扩张；反之，一个元老院的才干则有较为稳定的尺度，于是国家就可以有固定不变的疆界，而行政也不会太糟糕。
个人专制的政府，其最明显的缺点就是缺少那种连续不断的继承性，而与此相比，在其他两种制度下却有一种永不间断的联系。一个国王逝世，便需要有另一个国王；选举导致了一种危险的间断期，那是狂风暴雨般的。除非公民们可以在选举中团结一致、大公无私——这是那种政府完全不能指望的事——否则舞弊与阴谋必将插手。把国家收买到手的人到最后却不出卖国家，不从弱者的身上掠夺以前自己被强者敲诈去的那笔钱，那是少有的事。在这种行政机构里，一切迟早都会变成金钱交易，并且国王在位时的和平比起空位时期的混乱还要糟糕得多。
人们都曾做过哪些事来预防这些弊病呢？人们曾经让王位由某些家族固定地世袭，而且还规定了继承的顺序，以避免由于国王逝世时的所有纠纷。这就是说，既然人们是以临朝当政的各种不便来替代选举的不便的，也就是宁可要表面的太平而不愿要更有效的行政；他们宁可冒着由婴儿、傻瓜或怪人来当首领的危险，却不愿意为了选出好国王而产生纠纷。他们却没有考虑到，在冒着这种二选一的危险的时候，他们让局面变得对自己不利了。小但尼斯的父亲为一件可耻的行为谴责小但尼斯时说：“我有做过这种榜样吗？”儿子回答说：“啊，但你的父亲并不是国王啊。”小但尼斯的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
一个人上升到足够号令别人的时候，所有事物就都会竞相剥夺他的理性和正义感。据说人们曾要把统治的艺术煞费苦心地教给年轻的君主们；然而这种教育看来并未使他们受益。人们最好还是先着手教会他们顺从的艺术吧！历史上那些著名的最伟大的国王们所受的教育，绝不是为了实行统治的。统治其实是那种科学：人们学得太多以后，掌握得就最少，但在只知顺从而不知号令的时候，就会获得最多。“Nam utilissimus idem ac brevissimus bonarum malarumque rerum delectus，cogitare quid aut nolueris sub alio principe，aut volueris.”（“因为区分好坏最简捷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想一想自己希望要什么，不希望要什么，如果做国王的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的话。”）
这种缺少连贯性的后果之一，就是皇室变化无常；皇室政府有时制订这种计划，有时制订那种计划，全都根据作为统治者的君主或其统治的代理人的性格来定，所以便不能有一个长期固定的目标，也不能有一贯的行动。这种变化多端会一直让国家动荡不定，从一种准则转变到另一种准则，从一种政策转变到另一种政策；而在其他的政府之中，则因为君主永远是同一的，这种变化不会出现。于是我们就能看出：一般说来，倘若宫廷中有着更多的阴谋诡计的话，那么在元老院中就有着更多的智慧，而共和国则遵循着更好的观点并且更稳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绝不会因为一次内阁的革命就引发国家中的一次革命；因为所有大臣和几乎所有国王所共有的准则，就是在全部事情上都要采取与他们的前任截然不同的措施。
依据这种不连贯性，我们还可以解决王权派的政论家们常用的一种诡辩。那就是，他们不但用国家政治来比喻家政，用君主来比喻家长——这种谬误早就被我们驳斥过了——而且还任意地给予这位行政官以各种他应具备的德行，并总是假设君主真的就是他应当是的那种样子。如果假设成立，显然皇室政府就要比其他政府更为可取，因为它是最强有力的政府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而且要不是因为缺少一个更能体现公意的团体意志的话，它还会成为最好的政府。
然而，假如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天生具备国王能力的人是非常少见的；那么运气与天才两者能联合起来把王冠加于他的头上，那就是更为罕见的了。而且，假如皇室的教育必定会腐蚀人的话；那么我们对那些受皇室治国教育的家族里的人们还能期望什么呢？所以，把一个好国王的政府与皇室政府混为一谈的，就只是自欺欺人而已。为了可以看清这种政府的真面目，就一定要考虑到昏庸无道的君主治下的政府。因为即位时这些君主们就是昏庸无道的，如果不是，那就是王位使得他们昏庸无道。
上面陈述的难点并没有逃过我们作家们的眼睛，但是他们竟完全不感到为难。他们说，补救之道只有没有怨言地服从。据说上帝震怒时就会派遣坏国王降世，因此一定要忍受，把它当做上天的惩罚。这种言论确实是有启发性的。然而我怀疑把它放在一本政治著作之中，是不是还不如放在神坛上要来得更合适。一个医生许诺会出现奇迹，而他的所有本领不过是让病人忍耐；我们会怎么说他呢？我们很清楚，在我们有一个坏政府的时候，我们要忍受它；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