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农民一再推托，说我俩本来就不算班里成员了，我俩给你们喊茄子吧。茄——子！毕业了。歌舞升平，通宵达旦。我和农民在毕业酒上各敬了全体一杯，代表了我俩最真切的祝愿。喝完了这杯我离席，带农民去看毕业的盛景：到处是高抛的学士帽，满眼是难舍难分的情侣。我坐在电子喷泉旁边的台阶上对农民说，看，毕业和我们想象的一模一样。大军哥去了本地赫赫有名的大显集团，准备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奋斗下半生了。本来没有保研希望的小柯在最后时刻被通知上研。原25号种子马唯利蓦然发现自己变了样，他惊奇地发现自己比二战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瘦得还要凶。犹太人变瘦是因为德国鬼子从来不给他们好脸儿——他突然感觉自己苦心钻营的地方已经不能呆了，思前想后放弃了保研，报考了西北工业大学。一个盗贼翻到院子里，偷摘了树上最大的一个苹果。
摘下之后，盗贼发现苹果还太青，根本不能吃，于是骂骂咧咧地将它丢进垃圾箱。农民就是那只可怜的苹果。马唯利笔试考了370多分，成绩公布那一天，他乐得屁颠儿，脸上挂着范进的表情，一头扎进了卖店准备开瓶香槟庆祝。他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成绩单，简直乐昏了头，突然感觉角落里也有个人看着他微笑，让他不寒而栗。马唯利惊恐地抬头，发现农民正在柜台后面冷冷地盯着他，那笑容很惨淡。站台上到处都是哭声，送站的哭，被送的也哭，有小姑娘也有老爷们儿，有平铺直叙的也有跌宕起伏的。卢真乘坐T83次列车回北京，那里等待着他的有月薪五千的工作和端庄秀丽的老婆。卢真把头探出车窗，对我和农民说：“你丫哭一个吧，也好让我有点成就感。”“滚！人家都是功成名就，喜极而泣。我俩都TM这模样了，你还有没有点良知？”“我怎么都觉得没气氛呢。”卢真晃着大脑袋说。“要气氛？那您老自己干嚎两声啊。”车就要开了。一听见吹哨，卢真的脸上立马出现了两行清泪，比上眼药水都快，大陆演员要是有这功底儿，那奥斯卡提名早就手拿把掐了。“妈的，我都哭成这样了你们还笑！”卢真说。
哥们儿，还记不记得入学时香山的臭老道给你卜的那一卦？我停了笑，很郑重地对他说：“你不知道了吧，我和农民看着你毕业了就好像我们自己也毕业了，对于我俩来说，唯一的，最隆重的毕业仪式，就是在今天，像这样把你小子送上火车，以后再看着你小子荣华富贵……”我也有些说不下去了，我看见农民也哭了。火车缓缓地开动，站台上的哭声彻地连天，真的让人心醉。其中以卢真的哭声最大，哭得最傻，鼻涕眼泪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我看着火车慢慢淡出视野，心里像一枝开败的花，再也无法抗拒的凋零：大学，以这种方式，结束了。好几次，我也想哭，在没人的时候，我会把毛巾铺在脸上很认真很虔诚地难过一阵，可是……毛巾还是干的。那是不是就代表我没哭？隋棠此时也完成了毕业答辩，之后到高新园区的一家日本独资企业做前台。前台的工作极其枯燥，每天八小时都在台子上度过，早晨九点准时上班，我称之为“坐台”，晚上六点按时下班，我称之为“出台”，下班前还经常有鬼子上司来骚扰，邀她坐顺风车“出台”。来了客人，隋棠要负责接待，称之为“接客”。前台不是隋棠的理想，她的理想是去电台，电视台做播音员或者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