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特牧师和他同代的非裔美国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成年，当时这片土地仍旧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他们能获得的机会在制度上受到了限制。然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有多少人在种族歧视压力面前失败，而是有多少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毫无出路的绝境中努力为像我这样的后来人开辟出一条道路来。
然而，纵使有一些人通过摸爬滚打最终小小成就了自己那份美国梦，可还有多少人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种族歧视完全打败。失败的传统遗留给后代——年轻的男子和越来越多的青年女子，或闲立街角，或在狱中消磨着自己的意志，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和憧憬。即使是那些成功的黑人，他们的世界观依然从根本上被种族和种族歧视问题所主导。对赖特牧师那一代男女而言，屈辱、怀疑和恐惧的记忆并未从他们脑海中消散，那段岁月里的愤怒和辛酸也仍旧难以忘却。他们也许不会在公开场合表达这种愤怒，也不会在白人同事或白人朋友面前宣泄。但在理发店里或餐桌旁，这种情感便找到了发泄的渠道。曾多少次，他们的这种愤怒被政客们加以利用，沿着种族界线来捞取选票，或用来掩盖政客自己的失败。
有时，我们还会在周日清晨的教堂礼拜上、讲坛上和做礼拜的人群中听到类似情感的宣泄。很多人在听到赖特牧师布道辞中的愤怒之声后大感惊讶，这件事让我们容易地记起一条古老的真理，那就是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种族隔离最严重的时刻便是周日早晨这段时间。这种愤怒经常毫无成效，这常常将我们的注意力从解决实际问题上转移开来，它让我们一直未能正视我们自己对此境况应负的责任，并妨碍了非裔美国人群体组成一个能带来真正变革的联盟。但是，这种愤怒之情是实际存在的，也是强烈的；仅仅希望它自行消失，或在未认清其根源之前对其加以谴责，只会不断拉大种族间误解的鸿沟。
事实上，类似的愤怒也存在于白人群体之中。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中的很多美国白人都觉得自己并没有因种族而获得特权。他们的经历就是移民的经历，对他们而言，从未有人赠与过他们任何东西，他们靠的完全是白手起家。一生勤奋耕耘的他们，常常眼见工作机会流向海外或一生辛苦劳碌后的养老金缩水。他们为未来焦虑不已，感到梦想也正悄然远离；在这个薪酬停滞、全球竞争的时代，所谓机会也成了一场零和博弈，你的成功必然以我的失败为代价。所以，当他们被告知自己的孩子必须坐着公交车穿越城镇去上学；当他们听说非裔美国人在找工作或上大学时享受优待，原因是这些非裔美国人在历史上受过不公正的对待，而这种不公正却非现代白人之过；当他们得知自己对城区犯罪的忧虑有种族偏见之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心中便产生了怨愤。
与黑人的愤怒一样，这些怨恨一般不在有礼貌的交往中显露出来，但它却塑造了延续至少一代人时间的美国政治形势。对福利政策和平权措施的不满催生出了“里根联盟”。政客们照惯例利用人们对犯罪活动的忧惧来捞取选票。脱口秀主持人和保守的时政评论员将揭露种族歧视的虚伪言论视为毕生事业，却认为关于种族不公平和不平等问题的合理讨论只不过是政治正确或逆向歧视的表现。
正如黑人宣泄愤怒却常常适得其反一样，白人的这些怨恨也让他们忽视了导致中产阶级困境的罪魁祸首：充斥着内幕交易、令人生疑的财务行为和追求短期利益的贪婪行为的企业文化，被政治说客和特殊利益集团主导的华盛顿，还有偏向少数人利益的经济政策。然而，祈求美国白人的怨恨自行消失或给他们贴上受人误导或种族主义者的标签，而未认识到他们合理的忧虑，这同样也会扩大种族隔阂，阻碍种族间达成相互理解。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一个我们深陷其中多年的种族僵局。与一些批评我的人——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所持观点相反的是，我从未如此天真地认为，因为一次选举或因为一个候选人，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并不完美的候选人，我们就能使种族问题迎刃而解。但是，我已坚定地表达了我的不渝信念——它植根于我对上帝的信仰和对美国人民的信心中——那就是携起手来，我们就能治愈种族问题的一些痼疾，事实上，若想在完善联邦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们已别无选择。
对非裔美国人而言，这条道路意味着去坦然接受历史的包袱，而不要成为历史的受害者；还意味着要在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继续坚持实现全面公正。但这同样也意味着要将我们特有的委屈与不满（如要求更好的医疗卫生条件、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工作）与全体美国人——欲努力打破职场限制的白人妇女、失业的白人男子和为养家糊口而打拼的移民——更大的追求结合在一起；意味着我们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要求做父亲的尽更多的义务，花更多时间与孩子相处，给他们读书，教导他们在面对挑战和歧视时，绝不要屈服于绝境或愤世嫉俗，必须永远坚信自己可以书写自己的命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立自助这个美国经典、保守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