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因为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挑战依然需要这种勇气。战线也许已经改变，实现平等的障碍也有了新的形式，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对于平民英雄的需要，我们需要他们站出来，为了他们所认为正确的事情仗义执言。
五十年前，我们的国家做出决定，既然四个街区之外就有一所白人学校，那么琳达·布朗不应该每天早晨步行数英里去别处上学，因为当谈到美国的教育时，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永远不会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
当时之所以能做出那样的决定，是因为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愿意为此进行不懈的努力，哪怕对其名誉有影响也在所不惜；是因为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不管白人还是黑人，都愿意到大街上进行抗议，哪怕冒着失去自身自由的风险；是因为人们展示出了他们的勇气。
五十年之后，我们又展示出了什么样的勇气来保证我们的学校成为培养孩子们抓住机遇能力的基地呢？在当前形势下，底特律的孩子们要找到一份中等的工作，所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马科姆的孩子，还有来自马来西亚和新德里的孩子。确保每一个美国孩子都能得到最好的教育是当今时代新的民权运动的挑战。
今天，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学生一年的平均收入仅有25000美元——如果你是非裔美国人，那么收入还会再低14%。同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是美国的两倍。我们正在掉队，如果想要我们的孩子也拥有我们曾经拥有的机会，那我们必须努力赶上去。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又做出了什么努力呢？
当我们发现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高中辍学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时——在非裔和拉美裔的美国人中这个比例更高，我们做了什么？
当我们发现高中高年级学生数学和理科考试的成绩几乎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都低，而这些领域的专长技能又是找到一份高薪工作的通行证时，我们做了什么？
当我们发现升入九年级的每100名学生中，只有18名——18名——在高中毕业六年之内能获得一个大学学历，不管什么样的大学都算在内，我们做了什么？
当我们看到残破的学校、破旧的课本、挤满了学生的教室时，我们做了什么？
我现在来说一说华盛顿政府所做的事情。在华盛顿，他们会在某一天探讨教育的重要性，转天就会签署削减税收的法令，使得我们的学校因缺少资金援助而更加难以维持下去。他们会讨论《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法》，然而当情况很明显，他们没有把钱落实到位时，他们就一言不发了。在这周国会通过的预算中，他们通过了削减1000亿美元税收的计划，更不用说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拨款数万亿美元给少数利润巨大的公司。
1000亿美元啊！想一想，如果把这些钱投给学校建设，会给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想一想用这些钱我们能建多少所新学校，我们能招来多少位好老师，我们可以给教室安装什么样的电脑和教学器材。想一想我们可以投资多少在数学和自然科学学科上以便我们的孩子能够适应21世纪的经济形势。想一想我们可以资助多少名学习刻苦努力但却无法负担学费的孩子上大学。
考虑一下这所有的可能性和机会，再考虑一下华盛顿所做出的选择。现在考虑一下你们可以做些什么。
我认为我们彼此共有责任来保证学校资金充足，保证老师们能拿到合适的薪水，保证学生们能够负担起大学的费用。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做出努力的话，那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
但是我也相信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也都负有责任。
我们的祖父母曾告诉我们生为黑人，必须花双倍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于是我今天就想问一问，我们能否如实地说我们的孩子有印度和中国孩子双倍的努力？那些孩子们比我们的孩子提前毕业，考试分数更高，并且掌握了在工作市场上将我们打得惨败的必备武器。我们能无愧地说我们的老师正双倍努力地工作？而我们的家长们又怎样呢？
有一件事情是一定的，我知道华盛顿的官员们肯定并没有做双倍的努力——对此，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加以改变。因为如果我们希望教育体制有变化的话——如果我们想要学校里不再那么拥挤，资金的供给更加公平；如果我们想要孩子们上一些能让他们为21世纪做好准备的课程；如果我们想要老师们拿到和他们的水平相符合的工资，并且拥有培养孩子们所需要的设备的话——那我们需要鼓足半个世纪以前民权运动的先驱们所鼓起的同样的勇气。
因为和其他所有的事情比起来，这些纪念日——《选举权利法案》通过纪念日、《民权法案》通过纪念日，“为自由而战”晚宴成立日等等——它们都提醒我们，在美国，再普通的公民都能够在自己的内心找到成就非凡的勇气。要促进变化从来都不容易，然而这却总是有可能的。变化的产生不在于暴力，武力或者使人们彼此对立并从他们的恐惧心理中获利的政治，而在于高度的自制力和运行有效的组织，以及人们心中强烈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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