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觉得愧怍。
苏青认为自己写文章讨生活跟黄包车夫拉客人、商店做生意一样，只是为了在乱世中生存而已，无所谓爱国卖国，但在胜利后的大肆征讨汉奸浪潮中，苏青的辩驳难免无力，但生性犟强的她不服气，再次抗议：
我投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需要钱！
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
如果仅仅是“抗议”也罢了，她甚至攻击地下文化工作者：
虽然在笔名的掩护下，我们也略能窥到他们的真面目。但考查他们的工作成绩，除了钻过防空洞外，也并未做过其他的什么地下工作。
苏青很不服气，鬼子的飞机来了，你们那群“爱国文人”不一样躲进了防空洞？除了用个化名十分隐晦地骂骂汉奸，又做了啥伟大的功绩呢？
上海滩的大爷都不再是那个大爷了，苏青还是她苏青，依旧不改率性，她甚至去老虎桥监狱探望周佛海，为之潸然泪下；得知陈公博的死讯后，更感叹道：“我回忆酒红灯绿之夜，他是如此豪放又诚挚的，满目繁华，瞬息问竞成一梦。人生就是如此变幻莫测的吗？他的一生是不幸的，现在什么都过去了，过去了也就算数，说不尽的历史的悲哀呀。”
·最后的孽缘·
实际上，苏青也有不少文章写出了战乱下民众的苦难，如《上海事件纪念》中逃难的人群，《救救孩子》中在隆隆炮声下分娩的女人……但她的认识并不“深刻”，思想也没升华到“赶走侵略者、民族才有救”的高度，正如她也不高唱大东亚共荣一样，她只是以家庭妇女的笔记下了自己见到的一切。
多年以后，文化界对苏青有了比较公允的评价：江荣在《拂去尘埃读苏青》中说：“40年代前期的上海，时代特殊，环境复杂，在那个环境下活动，若无清明的国家、民族意识，若无坚强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很容易沾上腥气。”北大教授戴锦华认为：“（苏青）只是在一种男性行为的压抑之下，在一种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种几近绝望的自虐自毁性的行为。”柯灵也说：“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做是离谱、旁门左道，为正流所不容……”
台湾烛微先生披露：其实抗战后虽然文学界将苏青定为“汉奸”，可当时的南京政府并未正式调查苏青，后来还有某大报编辑请其改换笔名编副刊。烛微还说：“她所叙述的一切，坦白而直率……使人对当时的上海的混乱环境有比较清晰的印象。”很多作家都改了笔名，而苏青就是不改，她一直认为自己没啥过错，她觉得自己成不了民族女英雄，也做不了进步女青年，只是想在乱世中养大三个孩子……
尽管还想抗衡，但苏青内心有些惶恐，一是担心有人看不惯她，将她弄到监狱，二是经济上陷于困窘，她积攒的钱被政府强迫着兑换成法币了，几乎倾家荡产。
没了钱，苏青不得不将家搬到蓝思安路，那里是贫民区，住着很多风尘女子，有人讥讽“苏青与妓女本是同行，现在住一起也是相得益彰”，苏青立马反驳：一个靠卖淫来养活孩子的女人，在我看来不啻是最伟大的神圣的聪明人中的一个。
没有男人照顾，苏青和孩子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时她身边出现了一个“有地位”的人，也就是她《续结婚十年》中的“谢上校”。
小说中的谢上校出身军旅，也擅长文字，抗战胜利后到上海结识了才女苏怀青。这位“谢上校”又是哪路神仙呢？
据台湾的蔡登山先生考证，谢就是姜贵（1908-1980），本名王意坚，山东热血青年，早年加入国民党，1937年将妻子安置于重庆后，抗战从军。抗战胜利时已是汤恩伯部下一名上校，参与了上海接收，在这期间他认识了苏青，不久同居。
当时上海小报《东南风》还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近闻汉奸苏某多告复活，久寂思动，结识一某军人作其保镳，拟办一白话旬刊，其通讯处为静安寺路某弄，大肆宣传，毫不知耻，诚怪事也。”
姜贵在1946年辞去军职，于上海出任中国工矿银行总管理处秘书，兼永兴产物保险公司业务副理。1948年12月举家到台湾，经商失败后迷上写字，小有成就。姜贵在自传小说中写过一个叫“苏白”的女子，经历与苏青一模一样：性情泼辣，曾写了篇自传体小说《离婚十年》、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改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文中写道：“对于苏白，说老实的，我已渐渐着迷。她是南京伪府陈（暗指陈公博）的一碟青菜，却是我的山珍海味。……总之，为了和苏白方便相会，我决定弄个房子。……周君先带我去看看，我又带苏白去看看，中意，一个晚上，就住进去了。”
而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对“谢上校”的金屋藏娇有细腻的描写：
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有人送给他一幢接收下来的房子，他是不久要回部队的，房子空着没有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