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罗斯福及其前任赫伯特·胡佛扩大了资本项目的建设，也不会使美国经济彻底走向社团主义或者接近于社团主义，但可能使美国经济的复苏步伐加快，快于德国经济的复苏速度。这种情况只是可能，因为促进总就业的政府措施能否如愿发挥作用，并不像用杠杆和支点撬起重物那样肯定。如果仔细分析四大经济体衰退（英国从1926年开始，其他国家从1929年开始）后的复苏过程，可以发现其产出都在大约6年内逐步回升。
如果分析以单位小时国民产出或其他更复杂的指标测算生产率，会得到更惊人的结果。美国的生产率在1930~1941年实现了创纪录的高速增长，甚至快于上一个10年，而意大利和德国的生产率增速在20世纪30年代远远落后于美国，比它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也只有微小的进步。有一种解释认为，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创新高潮，其中很多都涉及与电气化有关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开发。这些创新到20年代末还没有完全渗透至整个经济，但是给新产品和新工艺在30年代的进一步普及铺平了道路。后来的创新普及导致许多工人失业，加上美元价值高估和其他国家抵制美国扩大出口，他们的处境堪忧。
生产率差距的扩大在希特勒那里起初并不引人注意。在“饭桌谈话”中，他曾抱怨说德国汽车厂商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没有缩短制造一辆汽车所需要的工时，而美国的福特公司则将其压缩到了之前的很小一部分。历史学家们后来注意到，美国杰出的生产率使其制造出了成千上万的坦克、卡车和战斗机，这才是它在“二战”中最终击败德国的原因，而不是依靠对德国城市的狂轰滥炸。生产率喷涌带来的波动不安在20世纪30年代给美国的现代资本主义造成了短暂的威胁，但最终把它从社团主义思潮的侵略威胁中解救了出来。
轴心国在“二战”的失败推翻了意大利和德国以及它们占领的各国的极权政府，并做好了回归过去的民主政体的准备。1947年，意大利通过了第一部宪法，纳入了对行政机构的政策和议会通过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的条款。德国随后于1949年通过的宪法在精神上也更接近于魏玛共和国宪法的社会民主目标，而不是俾斯麦在1871年制定的帝国宪法。
“二战”后，某些激进的右翼政党生存下来，并出现了新的党派。他们在重复法西斯主义的一些主张：“担忧堕落和衰败，强调民族和文化的同一性，担心不能归化的外国人对民族认同的威胁，要求有更大的权威处理这些问题。”但为了获得足够的选票以取得代表资格，这个派别的多数政党不得不赞成较为温和的右派纲领，并且用“后法西斯主义者”这种含糊的称呼掩饰自己，并不管这个词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即使是极右翼的党派也不再攻击民主制度和法治。
德国和意大利出现的这些政治方面的进步提供了一个机遇——重新检讨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形成的国民经济制度的性质和效果。这样的检讨是否会使欧洲国家在制度、政策和思想上淡化社团主义色彩？还是说社团主义总体上会在此后几十年继续扩大？社团主义的哪些规则会被抛弃，是否会出现新规则？
社团主义在“二战”后的演化
在人们通常的印象里，社团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二战”后消退了，因为支持这些思想的力量已被削弱。这些支持力量之所以被削弱，是因为困扰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社会紧张局势（包括战争造成的创伤、疯狂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大萧条）已成为历史。还有，如今的民主制度如此稳定，人们可以通过选票争取保护，不像过去那样只能通过工会、游说集团和强力政府来实现。然而，社会民主制度和社团主义经济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观念，我们不能确认它们无法共存。欧洲有少数严肃的经济学家曾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他们的国家并没有认识到未能保持企业的相对自由会造成怎样的持续伤害，包括德国的赫伯特·吉尔施（Herbert Giersch）、法国的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以及意大利的路易吉·埃诺迪（Luigi Einaudi）和保罗·赛洛斯–拉比尼（Paolo Sylos-Labini）。然而，对20世纪下半叶的社团主义迄今并未做出过系统性的研究。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德国和意大利的各种指标是否显示它们摆脱了社团主义的阴影，发展出了更现代的制度、政策和文化？还是表明它们依然保留、复兴甚至强化了社团主义？英国和法国是什么情况？美国又如何？这些问题都很少有人研究。
在“二战”后的最初几年，西欧大陆（尤其是德国）的确进行了一些自由放任或者可以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这与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社团主义政策相比是很大的转变。欧洲各国的经济对外贸易开放度大幅增加，首先是双边贸易或易货贸易，然后是多边贸易。后来各国又逐步对资本流动开放，取消了各国政府把私人资本禁锢在本国境内的限制权力。最后，各国允许金融业和其他产业进行跨境竞争，甚至转移公司总部。这些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