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19世纪的几十年里，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依然较低，但实际工资水平的上升趋势仍然可以带来两方面的好处，具有明显的社会价值。好处之一是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给人们带来了解放，使那些工资水平较低的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非熟练工人）能够从以前不得不从事的工作转移到更合心意的工作。例如，在“家政经济”中做家庭主妇或者在别人家做帮工的人可以转移到不那么孤独的职业中去；在地下经济中工作的人可以到合法的经济部门谋取职位，获得更多的尊重，减轻人身依附；有的人可以离开原来的岗位，寻求回报更多的机会，如能发挥更多主动性、能承担更多职责和需要更多交流的岗位。通过这些机制，工资的提高会使我们常说的经济包容性增强，使更多的人参与社会的核心项目，并获得相应的回报。对经济包容性的描述和肯定将在下一章里详细讨论，此处暂不展开。
工资的提高还有其他社会意义，例如减少贫困现象。当时的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观察得出结论，19世纪的所有现代经济体的贫困现象都显著减少，至少有数据记录的经济体是如此。1887年，在讨论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变化趋势时，吉芬注意到赤贫者（免于偿还债务的个人）的数量持续下降，从19世纪70年代上半叶的4.2%降至1888年的2.8%，这还是在人口增速创纪录的情况下实现的。吉芬同时发现，在现代经济来得更晚的爱尔兰，“赤贫人数增加，同时总人口数量下降”。戴维·威尔斯（David Wells）在19世纪90年代分析美国的情况时，在讨论赤贫现象的两页文字中提到：“穷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通常在下降，尽管核查赤贫现象存在很多困难，尤其是在美国这样每年都从欧洲国家接纳大量贫困人口的国家。”对于现代经济损害了民众利益的说法，还有一种验证办法，即核查传染病、营养状况及死亡率方面的数据。结果与上面的情况相似，并不是简单的直线改善。数据表明，这些指标自18世纪开始发生变化，到19世纪显著改善。令人惊讶的是，主要造成幼儿死亡的天花导致的死亡数量从17世纪到18世纪中期的商业经济全盛期一直在上升，导致2\/3的儿童在5岁前夭折。天花流行的原因不能归咎于现代经济（因为现代经济在当时还几乎没有充分运转），而是由于国际贸易的增加：随着全球贸易量的增长，各国进口了更多被感染的动物品种。此后，天花导致的死亡率开始下降，到19世纪的第二个25年，儿童死亡率下降了2\/3。这个改善似乎更像是19世纪前10年起步的现代经济的影响，而非18世纪70年代爆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如前所述，那场工业革命仅限于单一的产业部门，时间也较短。随着现代经济体在19世纪的增强，天花导致的死亡率加速下降。威尔斯在报告中说：“在1795~1800年，伦敦的年均天花死亡人数是10 180人，到1875~1880年已下降到1 408人。”
主要影响成人而非儿童的传染病的危害在19世纪也迅速降低。威尔斯提到：“鼠疫和麻风病在英国和美国几乎消失了。斑疹伤寒曾经是伦敦的痼疾，如今据说已从这个城市完全消失。”死亡率因此大幅下降。“伦敦在19世纪60年代的平均死亡率为24.4‰，1888年已降至18.5‰。维也纳的死亡率从41‰降至21‰。在欧洲其他国家，死亡率降幅约为1\/4~1\/3。美国的死亡率降至1880年的17‰~18‰。”
这些是否应该归功于科学？专家们的看法并非如此。拉泽尔和斯宾塞指出，伦敦市的各种传染病的危害全面降低，包括天花、热病（斑疹伤寒和伤寒）和抽搐病（痢疾和肠胃病），应该是收入提高所带来的公共卫生和健康措施改善的结果：
这些疾病中大部分都是卫生状况不佳引起的。死亡率的降低几乎同等出现在富裕人群和非富裕人群中……有可能是环境的改变对疾病发生率产生了影响……用亚麻和棉织品替代了羊毛衣物，出现了更好的洗涤方法，包括将衣物煮沸，这些可能是逐步消灭斑疹伤寒和虱子的原因。
威尔斯还指出，高收入促进了饮食的改善：
虽然卫生知识和监管措施的改进也有作用，但食品供应的丰富和廉价才是主要原因，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和分配方式的改善……美国人的身高和体重明显增加，如果大众的生活水平下降，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出现的。
通过这些途径，现代经济帮助降低了发病率和死亡率。经济生活的生产率提高给家庭和社区提供了以日常的私人和公共卫生手段对抗疾病的必要条件。医院条件的改善，例如防腐剂的使用，有助于控制传染病的传播。此外，现代医院是现代经济的组成部分，医院中得到的新观察和新知识及其在整个医疗卫生产业的传播，是现代经济所产生的知识爆炸中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
随着现代经济体的发展和生产率提高扩散到其他国家，世界进入了良性循环。死亡率降低使年轻人口数量增加，也就有了更多可以发明、开发和尝试新创意的人，从而可以推动新一轮的工资提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