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幸的是，全世界有很多国家在压制竞争，为保护那些有门路的人而限制市场进入，对促进和鼓励创新却毫无作为。操控这些经济体的人和在其中饱受煎熬的人却将其视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美国经济则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例外”。在北非，由政治家、精英阶层和军队组成的联系紧密的小圈子把工商业作为自己的领地，外来者不可能获得准入执照，也就不可能同老牌企业开展竞争。人们以为，“资本”（统治集团的家族财富）在这些经济体里占据支配地位，所以就称其为“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主义的一个标志应该是：资本家们是相互独立、缺乏协调、彼此竞争的，没有哪个君主或寡头占据支配地位。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是：允许和欢迎拥有创意的外来者加入，并争取对其项目感兴趣的资本家的投资。更准确地说，寡头经济体应该被视为社团主义的一种形态，产业部门被迫服从某种形式的政治操控。
本章开篇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内部结构注入和激发了现代经济体的活力？以上的讨论分析了现代经济体依靠哪些机制筛选值得开发和应用的新创意，那么新创意的产生又是由哪些因素推动的呢？
对越来越多的科学主义信徒来说，新的经济创意的概念是陌生的，这种理论在20世纪占据了学术界的主流，更不用说完全排除任何新创意可能性的历史决定论了。正如本书前言中所述，德国历史学派认为只有科学家才会有新创意，这些创意在经过实验验证后，通常会带来科学知识的增长。但这样的理论从来都不具备说服力：从哥伦布到牛顿那个时代几乎没有创新，而从蒸汽机到电力那个时代则没有划时代的科学进步。但一套理论的失败并不足以使其停止传播。熊彼特在其处女作发表约30年后再次肯定地说，只有科学家能产生新创意，包括杜邦公司这类巨大的工业实验室中产生的创意。今天的流行理论是德国新历史学派：新技术“平台”上出现的天才创意家，如“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芯片的发明者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和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以及计算机的发明者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他们为后续的应用浪潮开创了基础性的突破。科学主义的说法很容易迷惑大众。人们不需要追问科学家和工程师是从哪里得到的灵感，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来自他们在实验室里的观察以及学术期刊上报告的新发现。研究者和实验者的确沉迷于他们的科学和工程世界，其实，企业家和投资人也同样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
现代经济的到来引发了改变：现代经济把那些接近实际经济运行、容易接触新的商业创意的人，变成了主导从开发到应用的创新过程的研究者和实验者，而科学家和工程师往往被他们召集过来提供技术支持。事实上，现代经济把各种类型的人都变成了“创意者”，金融家成为思考者，生产商成为市场推广者，终端客户也成为弄潮儿。现代经济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推动力就是这一经济体系——由经济文化与经济制度构成的体系。正是这一体系，而非流行理论中强调的杰出人物，才是现代经济的活力之源。
现代经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想象域：负责新产品和新工艺的构思，探索其如何制作、如何使用的想象空间。创新过程所依靠的人力资源是前现代经济没能充分利用的。在熊彼特的理论中，前现代时期的发展依靠当时的企业家开发外来发现可能实现的项目，在谈论人力资源时，他强调了“把事情做成”的决心和迫切愿望。而现代理论家认为，现代的企业家是企业的所有者或经理人，他们在并不掌握太多微观或宏观实际知识的情况下，“在还没有也不可能有百分百正确的模型或决策规则时，展示出了做正确决策的能力”——这是马克·卡森（Mark Casson）在1990年的一篇评论中对企业家的描述。投资人和企业家的这种决策才华需要所谓的判断力（对未知趋势的判断）和慧根（对尚未察觉的作用力、未知的未知因素的感觉）。这种判断力需要对不同行动的后果的想象力。企业家的这些才能被称作“现代企业家精神”，但它并非快速变革和新事物的源泉，它并不等同于创新精神。
想象域中的自主创新过程所依赖的是另外一套人力资源，其基本要素是想象力或创造力，对可能开发和推广的还没有人想到过的事物的构想。如果没有想象出另外的途径、目标，或者没有想象到有价值的成果，那就不可能在现有知识的基础上获得很大进步。因此就像大卫·休谟在其对现代社会影响深远的作品中所言，想象力是成功变革的基础。实现创新还要求有洞察力，看到哪个新方向可以满足此前并不为人知的愿望或需要。这种洞察力经常被称为“战略眼光”，这是一种难以解释的直觉，可以感知其他企业是否会采取类似战略。史蒂夫·乔布斯的巨大成功就来自他杰出的创造力和洞察力，此外对探索的好奇心以及追求与众不同的勇气也必不可少。
如果在一个经济体里，人们没有创新的动力和激励，或无法获得创新的条件，这种想象域也就根本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