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区的设立是重视游击战的表现，但在实际作战中，并未表现出其应有的战斗力，因为脱离群众、没有根据地的游击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
南岳军事会议是在抗战主题下进行战略机制大调整的会议，蒋介石即使抓住了抗战形势的转化，分析了新阶段中敌人的不利形势和我方的有利条件，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会议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的高度，也进一步完善了既定的“持久消耗战”战略，国民政府在敌后的游击战争发展到高潮，敌占区又多了一支重要的牵制和打击日军的力量。部队的分批整训，恢复和强化了战斗力，正面战场的抗战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样发展下去，南岳会议的确会成为国民党军队振兴的起点。蒋介石也感觉到了美好的希望在冉冉升起。
3．与汪精卫决裂
随着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战场侵略步伐的受阻，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改变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政策，转而对重庆政府采取政治诱降，试图从国民政府内部寻找代理人，但并不理想。
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开展“渡边工作”，争取国民政府内部的汪精卫集团却获得巨大成功。日本最终选定由汪精卫来主持伪中央政权，并在南京“重建”国民政府。日本企图利用汪精卫原来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和影响，取代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权的正统地位。
汪精卫是“恐日病”患者，七七事变后，鉴于全国人民及各党各派群情激愤，深知民意可畏的汪精卫为时势所驱，不敢公开反对抗战。不过汪精卫在私下里倒是网罗了一批悲观分子，形成主张对日妥协的集团，成员包括实业部长陈公博、代理宣传部长兼委员长侍从室二处副主任周佛海及各自的班底。
日本在战场上的胜利使得他们对形势做出了悲观的判断，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只有对日“和平”才有生存希望，继续抗战会使共产党坐收渔人之利。因为他们散布抗战是玩火自焚前途渺茫，攻击坚持抗战争取胜利是唱高调，胡适因此把这个小团体命名为“低调俱乐部”。
陶德曼调停期间，汪精卫十分活跃，穿插其间，推波助澜，极力劝说蒋介石接受日本条件停战议和。为了说服蒋介石，他们甚至于把自己的悲观论调发展成为民族悲观主义，说什么中国人生来就不如日本大和民族，抗战注定就是要失败的。
日本人就这样看中了汪精卫，“汪兆铭在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属于重要地位，但却自抗战开始以来，不断力倡和议，反对全面抗战。”他们认为争取汪精卫的合作是十分可能的。占领南京不久，日本人便派唐绍仪的女儿专程从香港抵达武汉做汪精卫的工作。陶德曼调停彻底失败后，日本当局把诱降的重点转向汪精卫。近卫首相1月的声明，有许多话实际上是对汪精卫说的，鼓励他抛开蒋介石，重组政权，亲自主持和谈。日本人显然高估了汪精卫的能力，在蒋介石牢牢控制着军权的条件下，汪精卫的确可以给他制造麻烦，但永远不可能从内部取蒋介石而代之。
不过，汪精卫的合作态度还是蛮讨日本人欢心的。他渐渐地越过蒋介石，另辟蹊径，开始与日本直接交涉。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是汪派骨干分子，在周佛海的安排下，他以收集情报为名常驻香港，经常秘密去上海与日本人谈判，还曾单枪匹马密赴东京向日本政府摸底。立法委员梅思平是汪派又一骨干成员，他和高宗武是汪日密谈中汪方的主要代表。据梅思平说，由汪精卫领导的所谓“和平运动”还曾联络过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像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及一些川军将领。
日军相继攻占广州、武汉后，日本政府更加狂傲放肆，俨然以东亚霸主的姿态于11月3日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否认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国性政权，提出在华建立“新秩序”的方针，随时欢迎汪精卫的合作。汪派的投降活动也随之进入高潮。据日本大本营陆军部《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这一文件所记载，“10月下旬，影作祯昭大佐、今井武夫中佐一行，在上海与高宗武、梅思平等，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原则，对和平条件试行方案共同进行协商。11月20日，意见达成一致，分别向日本政府和汪兆铭进言，如双方同意，汪兆铭即由重庆出来，并相互发表声明。高、梅等期望，汪兆铭一旦出马，国内外当相继响应。”由此可知，汪精卫的叛逃在11月就已经定下来了。
手握数百万大军的蒋介石并不惧怕日本武力亡华，他知道，只要稳住现在的战线，中国就亡不了，总有反攻的那一天。他最担心的是日本改变了的策略，以华制华、以战养战对退居西南的国民政府来说还真构或强大的威胁。迄今失陷的国土都是中国的经济重心区，值得庆幸的是，日本人在那里靠一些封建遗老末流政客拼凑的临时和维新两个伪政权，在群众中并没有什么影响，成不了多大气候。令蒋介石头痛的还是党内有一批以汪精卫为首力主求和的人。
对于党内这个力主求和的副总裁，蒋介石总是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俩也曾以兄弟相称，同得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