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才全面统一了工厂内迁的领导权。虽然它的成立已因上海沦陷而对上海工厂迁移起不到应有作用，但它成立后即刻派员前往苏州、无锡、常州及浙江、山东等地指导工厂拆迁，为抢运当地物资起到了一定作用。
国民政府曾不断更换、增设机构，以尽可能地改变这种状态。但因这些机构的设置是仓促的、被动的，故其作用大大地打了折扣。
国民政府未能及早确定工厂内迁目的地，也致使内迁工厂蒙受了巨大损失。1938年初，迁至武汉的工厂相继复工。但随着形势危急，国民政府被迫下令再次拆迁。惊慌中，迁至武汉以及武汉的工厂分成三路：一路向南，迁往湘南、湘西和桂林；一路向北，迁往陕西；更多的厂矿则向西，迁往四川。迁往四川的工厂、人员以宜昌为集散地，经川江入川。川江航道水急滩多，时逢枯水期，因此大批的物资、无数的人员被滞留。当时在宜昌候渡者每日逾千人，工矿物资堆积江岸绵延数里。地面日军步步进逼，空中日机昼夜轰炸，形势异常危急。在这次内迁中，许多人员死亡，大批的物资损失，数量之大，实无法估量。仅参与抢运内迁人员、物资的民生公司就有116人献出了生命，16艘轮船被日机炸沉。
武汉、广州沦陷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与正面战场战事相对沉寂的同时，自全面抗战开始以来波澜迭起的工厂内迁的洪流，也逐渐平静下来。到1940年，内迁工厂“除小部分因在迁移旅途中失事，机件损失，无法复工外，有70％以上的厂矿都已完毕了他的行程，在新地建厂复工”，工厂内迁至此基本完成，但并没有结束。在此后的数年中，随着战事的进一步扩大，仍有部分地区的一些工厂先后内迁。
工厂内迁不仅拉开了建设大后方战时工业体系的序幕，而且为之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它是蒋介石统帅部设计的全面抗战方略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