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举办暑期训练团，自任团长，训练的对象为全国“各界文武同志”、“全国公务人员”。至于训练团的训练精神与教育目标，蒋介石是这样说的：“在总理博大精深的三民主义诏示之下，在中央统一御侮、救亡图存的一贯政策之下，人人奋发建国的热忱，激励其救国的责任心，向着共同的目标，能够自动努力，自动奋斗，尽忠于其本职，随时准备为复兴民族而牺牲，就是要人人尽忠于各人的职务，要人人知耻明义，牺牲奋斗，自立自强，自动地发挥其爱国的精诚，这是我们此次庐山暑期训练的精神，也是本团教育的唯一目标。”
国民党在庐山开办的训练团随时间不同，名称和内容各异，一般统称庐山军官训练团。最早开办于1933年，受训的主要是初、中级军官，当时“训练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以后，各类训练团都在庐山举办，规模越来越大，范围也越来越广，受训人员的级别也越来越高。
随着红军撤离南方根据地，开始长征。特别是日本的得寸进尺的侵略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庐山训练团也逐渐加入了抗日御侮的内容。
1937年夏天，蒋介石又在庐山举办训练团，这次的规模特别的大，涉及军事、民政、警察、教育、党务、童子军以及新生活运动诸多方面，尤其主张能够军事训练，受训的军长有7人，师长及师级军官有194人。因为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望建立，训练是以日寇为假想敌的，训练内容是抗战建国。
卢沟桥事变之后，虽然蒋介石很快就得到报告，但是消息传达的范围并不广，山中并未完全知晓。7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团开学典礼上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一开头，蒋介石就说：“此次我们举办庐山时期训练团，如今全国各界文武同志，来此受训，其意义是在继全国统一之后，当外患紧迫之时，来发动一个举国一致救亡复兴的建国运动。”
“所谓建国训练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要训练我们如何尽量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和生命自由给国家，如何用我们的血汗来培养并充实救国的力量，以突破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洗涮国家近百年来所蒙受的一切奇耻大辱，使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自由独立强盛起来，再扼要地说一句，这一次训练，就是国家争自由、民族争生存的最后战斗的训练。”
蒋介石没有趁此机会谈论卢沟桥事件和对日的政策，他还需要时间去观察和进一步的思考。即便如此，受训的学员们还是感觉耳目一新，感觉到时局似乎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典礼结束后，一时有了不少关于时局变动的传言。这时，华北的形势在恶化。
7月11日，宋哲元奉蒋介石之令，从山东老家启程返回北平。在北平郊外丰台车站，宋哲元乘坐的火车刚刚驶过，“轰”的一声巨响，枕木飞溅，硝烟浓烈，一片狼藉。中国在华北的最高行政长官险些成了第二个张作霖。回北平后的宋哲元，立即着手部署对日军事。8天以后，如有神助的他再次从日本特务的地雷下死里逃生。
华北不会上演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也不会出现第二个“满洲国”。暗中进行的阴谋活动破产后，日本决定采取赤裸裸的武力进占华北。7月16日，日军在准备停当后，全力向华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卢沟桥事件连同华北危急的时局一同在庐山上传开了。不同寻常的“莘莘学子”们开始感受到沉重的现实压力。
3．态度强硬的庐山谈话
日军在华北发动全面攻势的同一天，国民政府为共赴国难而召开的谈话会也在庐山开幕。牯岭图书馆大礼堂里坐满了各界名流、贤达人士，庐山顿时冠盖如云，名流遍地。16日的谈话会由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主持。他虽然大谈“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但是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办法。一席话不痛不痒，不着边际，与会者如坠云山雾海，根本搞不清楚当局的积极政策在何方，满怀信心上山来共赴国难共商国事的名流贤达对此很不满意。
国难纷至沓来，当局又迟迟拿不出积极的对策，虽然身处仙境般的庐山，与会者没有一点心旷神怡的感受。遥望华北，可怜无数山！
7月17日，蒋介石出席庐山第二次谈话会，发表了题为《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讲话，政府对日政策才明确亮相。
一开始，蒋介石就直奔主题，他说：“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已，世界舆论也都是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把中日之间的事变同国际和平联系起来，这并不是一般的外交辞令，而是蒋介石抗日方略的重要一环。
接着，蒋介石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关于外交方针，蒋介石重弹了几年前“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老调。他说：
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