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但是，九一八事变之后，苏联政府除了外交上同情支持中国以外，并未采取实际行动，而是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普遍受到各帝国主义列强的仇视，这一时期苏联外交政策的重心是防止和避免在世界任何地区形成反苏的同盟，竭力避免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因此，在对日政策上也表现得极为慎重。
总体说来，九一八事变之后，世界各国所采取的态度明显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中国，这就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加速侵略中国的野心，这就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面临的国际局势。
日军自强占东北后，为遂其并吞阴谋，并威胁国联承认计，乃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寻衅，其驻沪海陆军由天通庵向闸北进犯，企图一举占领淞沪，进迫南京。我驻军第十九路军予以英勇抵抗。
当时，蒋介石在引退期间，但仍特命第五军之第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开往上海，协助第十九路军并肩作战，但对外仍以第十九路军为标志，并电勉第五军全体将。
在上海30天的战斗中，日军不仅屡遭挫败，且四易统帅，数次增援，均未能得逞，旋因国际人士出面调处，到5月5日，双方在上海签订停战协定。
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张学良囚蒋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中华民族的抗日激情进一步高涨，退踞关内的张学良和东北军也一致要打回东北老家去。但蒋介石却继续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引起国内各方面的不满。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50岁生日。29日，蒋介石离开西安去洛阳。30日，阎锡山去洛阳给蒋祝寿，特意绕道来西安与张学良密商要向蒋介石提一下团结抗日问题。
10月31日上午9时，各界在洛阳西宫军分校广寒宫礼堂为蒋祝寿，蒋介石发表了《五十生日感言》。德国元首希特勒、日本首相广田皆致电庆贺，全国各地政界军界要员纷纷前来祝寿。庆祝活动一结束，张学良和阎锡山就去拜见蒋介石，希望能说服蒋介石抗战。但是蒋介石剿共决心已定，根本听不进二人的劝告。
张学良在洛阳几次向蒋诤谏均遭拒绝和痛斥后，心情沮丧。回到西安后，他向杨虎城袒露心迹，和杨虎城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商量最后解决的办法。最后杨虎城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打算，令张学良大吃一惊。
蒋介石在洛阳经过一个多月的军事部署后，于12月4日带领大批高级将领从洛阳乘专车，来到西安，驻临潼华清池，下榻于五间厅。蒋介石到达西安后，立即着手实施新的“剿共”计划。他把东北军、十七路军师长以上军官一个一个地请到华清池谈话、吃饭、照相，要他们服从命令，进攻红军。
12月7日，张学良请杨虎城到金家巷张公馆，商量停止内战的办法。张学良主张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就先礼后兵，那时我们也对得起他。当天晚上，张学良去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对蒋介石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您宣布：我们必须有两年的准备时间，然后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现在日寇由占领东北进而控制冀察，今又由冀察而进窥绥远。这种节节进逼永无止境的野心，如再不加以制止和反击，将使整个国土全部沦丧于敌人之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而无以自解。蒋介石充耳不闻，毫无所动。
张学良三个多小时的慷慨陈词，并没有使蒋介石回心转意，换来的是蒋介石的勃然大怒：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
8日上午，张学良对杨虎城说：“我的劝说失败了。蒋还拍桌子同我吵了一阵，你可再去走一趟，看看情况。”上午11时，杨虎城去华清池向蒋进谏：“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的，人心是趋于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
蒋介石又谈了一通剿共为先的论调，杨虎城看蒋态度顽固，再谈下去，恐成僵局，就告退回西安了。
杨虎城回到西安后，立即赶到张公馆，与张学良商量对策，二人认为：劝谏、哭谏均已失败应立即采取行动，不能再失去时机，不能失去人心。他们决定兵谏。
决定兵谏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始调兵遣将，张学良决定让自己的心腹部队卫队一营和二营去捉蒋。为了稳妥起见，他又将在固原的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调回，和已在西安的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一同参加捉蒋。第二天，张学良亲自开车带白凤翔、刘桂五去华清池五间厅谒蒋，蒋介石同他们谈了话。
事前张学良一再强调：“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把委员长平安带回城里，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枪，委员长一定要活着带到。”
11日晚，蒋介石在临潼举行一个告别宴会，张学良参加宴会，并始终陪伴在蒋身旁，晚宴上蒋介石宣布了新的“剿共”军事计划和对蒋鼎文、卫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