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即以三民主义及其观念作为军队的指导思想。为贯彻这一治军思想，蒋介石效法苏俄红军在军校和军队中普遍设置政治部和建立党代表制度。蒋介石讲：政治部的任务是负责“主义上的训育和智育”；党代表实施政治训练，“使一般官长莫不了解党之主义，革命环境，恪守党纪军纪，以期凝结团体精神，提高战斗能力。”为提高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蒋介石曾表示坚决实施党代表制度，他说：“中国军队党代表制度是第一次施行，本校长对此制度志在必行，常以为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正因为如此，在黄埔训练时期，蒋介石呈请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担任各级政治部主任和各级党代表。各级政治部与党代表的政治工作，有力地保证了这一时期军事斗争的胜利。
从上可以看出，黄埔训练时期的蒋介石，其治军思想是系统而又丰富的，其治军活动是勤奋的，这为他个人政治、军事上的“发迹”打下了基础。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治军思想，在不久的北伐战争中进一步得到实施，但到了1927年4月12日政变后，蒋介石逐渐抛弃先进、科学的治军原则，掺入了法西斯式的治军思想，把国民党军队培植成维护其独裁统治的工具。
黄埔军校初创阶段，蒋介石的政治思想表现比较中立。
一是在联俄方面。蒋介石在军校创办后相当一段时期，是能够以较友好的态度同苏俄顾问相处的。他多次请鲍罗廷到军校演讲，公开宣扬孙中山对他的手谕：“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政治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要像听我的主张一样。”孙中山逝世后，蒋公开宣称“总理死了，还有鲍顾问领导我们，总理精神不死！”在军校，他对苏俄顾问的建议，“几乎无条件地采纳”，“不加反对地赞同”。特别是对首席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即加伦），更是处处表示信任和尊重。两次东征中一些主要战役、战斗的作战计划，蒋介石都同加伦等顾问商议过。加伦等指出他的命令有错、指挥失误，他也能加以纠正。蒋介石还针对右派分子所谓国民党受鲍罗廷“指挥”的论调，进行过驳斥。这些表明蒋介石当时对联俄政策的公开姿态是很高的。
二是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方面。蒋介石对中共选送到军校工作、学习的大批党、团员，总的来说能够予以合作，有的还委以重任，提到重要的岗位上；对共产党人的负责精神和工作成绩，也往往给予好评。军校政治部的工作，成为军校工作最出色的一个部门。蒋介石对政治部总的说是支持的，能够放手让他们开展工作。蒋介石很重视党代表制度，说党代表制度是“救济中国军校的唯一制度”。此外，蒋介石还允许共产党人主持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的工作。蒋介石不仅任用了共产党人，而且还同某些共产党人保持了较为亲密的关系。他把蒋先云、李之龙等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看做“最得意的学生”和“我的好学生”。他对共产党人的诚恳作风和工作成绩也给予过好评。
三是在对工农运动方面。蒋介石当时对工农运动，特别是工农群众大力支援东征、南征曾予以较高的评价，并在某些方面给予过一些支持。蒋介石允许由共产党彭湃主持的农讲所的第一期学生“来黄埔受军事教育三个星期”，以后各届也由军校负责训练。1924年冬，广宁农民被民团地主围攻残杀，“廖党代表与蒋校长派学生十二名，各给驳壳枪一支，星夜驰往救援”。两次东征中，政治部派出大批人员到各地开展群众运动，并拨出枪械武装农会、农军，这都得到蒋的应允。
四是蒋介石对右派分子的活动，也作过一些压制。黄埔军校的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经常制造事端，攻击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1925年12月底，“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企图在广州举行反共示威游行，蒋介石在汕头得知消息后，“连夜严电阻止”。蒋介石还斥张继、谢持、戴季陶等为“反革命”，说他们是“总理的不肖之徒”。
当然，蒋介石在这一时期并不是真心实意实行三大政策的，他为了军校的训练和取得苏俄的军援，给苏俄顾问以礼待，但他内心对苏俄是有戒心和不信任的。他既要利用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以扩充自己的实力，但又害怕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过份壮大得，因而采取了提防和限制的措施。他对军校师生支援工农运动是有顾忌的，对“孙文主义学会”上实际上还是偏袒的。蒋介石这一时期同共产党的合作是有限度和不真诚的。
蒋介石在出任初期的积极表现，不仅实现了取得苏联、中共以及其他派别势力的信任的愿望，同时正是这种一心进取，满腔热血的精神风貌和实际行动，加深了蒋介石在学生心目中的美好印象，赢得了很多学生发自内心的感激和敬仰，最终在学生中间也引起了良好的反应。再加上蒋介石自己刻意的、主动的接近和笼络，很快，黄埔军校就成了蒋介石的个人财产，“家”天下了。
3．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人才
黄埔军校先后经历了广州、南京、成都及台湾凤山等几个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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