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回到渡场时。我看见苗姐还在办公室里。于是就大胆地去问她。前天是不是曾让胡队长去清理江底的捞尸钩。苗姐听我那么一问。眼珠子就往右上角翻了翻。承认这话不假。她确实让胡嘉桁下水清理过捞尸钩。答完了这话。苗姐就问我。为什么忽然向她问这件事。是不是胡嘉桁在背后发牢骚了。
我闻言。连忙否认：“沒有。沒有。我只是好奇。你为什么不叫我和岳鸣飞去。”
“那天找不到你们啊。再说了。你们又不熟悉捞尸钩。万一你们出事了。我怎么跟你们父母交代。”苗姐说完就朝办公室外看了看。好像在等人。
我觉得奇怪。又问：“江水那么绿。看不到水底。你们怎么知道哪个地方有捞尸钩。”
“你问这么多干吗。”苗姐烦道。“快去干自己的事。”
我看苗姐神色有些不对劲。不好继续纠缠。只好悻悻地离开办公楼。这时候。有一个中年男人走进渡场。苗姐见了就追出來叫住我。那个中年男人叫何邝。以前是彝江上的捞沙工人。也曾捞过尸体。唐二爷还沒出事前。人手就不够了。现在更加紧张。因此苗姐就从外面请人來帮忙。这种人算是临时工。将來有什么责任。肯定会推到何邝身上。可谓一举两得。
何邝住在彝江的另一面。与渡场遥遥相望。过來时直接撑竹筏。他偶尔还会载着别人渡江。一次收费五毛钱。何邝不用住在渡场。以后每天來报到一次。捞捞垃圾、清清泥沙就好。最重要的是。广西的暴雨季节已经來了。到时候渡场会忙得四脚朝天。救人、泄洪都要找渡场解决。
苗姐和何邝在办公室里待了一会儿。然后就由我带着何邝在渡场里转了一圈。给他介绍渡场的环境。恍惚之中。我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半年多前。。那时候唐二爷也这么带着我转了一圈。在经过办公楼西侧时。何邝看见了后面的废弃小楼。问我那里为什么沒有人住。浪费了一栋楼多可惜。
半年前我问过同样的话。唐二爷是这么回答的：“那栋楼年久失修。不适合住人了。拆掉也不方便。所以就留在那里了。”
我原封不动地照搬那句话。何邝就纳闷儿地问：“年久失修。渡场才多少人。怎么有两栋办公楼。”
“沒说那里是办公楼呀。也许是……”我本能地要解释。可话讲到一半就哑了。何邝说得沒错。不管废弃小楼以前是办公楼。还是宿舍楼。哪一种答案都显得很突兀。我之前却沒往深处想过。不过。何邝的好奇心不重。只是随便问了一句。他就不再关心了。太阳渐渐西下。我们转了一圈。最后就一起走去江边。
何邝的竹筏就在眼前。他倒不急着回去。而是接着跟我唠叨往事。何邝虽然不是舟桥部队的人。但他以前和唐二爷等人捞过不少尸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打捞遗体需要单位开介绍信。家属拿着介绍信找到水运公司或者大队。再由这些单位组织渔民打捞。家属通常递包烟、送条鱼就算酬谢。到了70年代。打捞遗体的费用仍比较低廉。两个人一艘船。各算一个工分。一个工分3元。一天赚9元。两人分。
在何邝的印象中。捞尸费用是从改革开放后涨起來的。80年代的时候。按尸体算钱。捞起來一具是200块。一个人一天能分到三四十就不错了。如果是村里的人。几乎不收钱。何邝十几岁就开始在江里捞鱼。他记得90年代后期。打捞遗体的价格已经到3000元左右了。让何邝印象最深的一次捞尸是在90年代初。彝山镇一辆客车在汽运码头附近翻入彝江。53名乘客仅1人生还。当时渡场人手不够。何邝等一群渔民就被叫去捞遗体。现场惨不忍睹。
“现在好了。渡场管得越來越严。老渔民都不插手捞尸的事了。只有张大户这些老顽固还敢抢生意。”何邝惆怅地道。
我望着江面。替渡场开脱：“我们捞尸沒收过一分钱。”
“我知道。可其他捞尸老人不那么认为。你想想看。其他地方都有捞尸队。民间的捞尸人想捞就捞。哪会像镇上那样管得那么严。”何邝对我说。
我不想为这事争吵。于是转移话題。问道：“何老伯。你跟唐二爷很熟吗。”
“当然熟了。不只他。我跟胡嘉桁、洪克、韩天笑也熟得不得了。可惜有的人命不好。先走一步了。”何邝说完就点起一支烟。猛地抽起來。
洪克、韩天笑。前两任渡场场长。我早觉得那两个人的死有些蹊跷。既然何邝自己提出來。我索性就问：“洪克和韩天笑都是在打捞时出意外的。沒人调查过吗。好像胡队长说。洪克在大桥垮塌时下水救人。遇到了食人鱼。”
“沒错。胡嘉桁沒骗你。”何邝边说边卷起袖子。露出粗壮的手臂。
我瞧了一眼。不由地一阵哆嗦。原來何邝在1988年大桥垮塌时也曾下水救人。但被食人鱼咬伤了。留下了大面积的伤疤。若非韩天笑将何邝救上岸。那么何邝也会像洪克一样尸体全无。。当然。何邝并不知道。洪克的尸体前段时间曾莫名其妙地漂现在彝山水库里。何邝故地重游。感触颇多。和我说了很久才划着竹筏回到对岸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