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
这段话是讨论"士"的标准。
为什么说"言必信,行必果"反而却是小人呢？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上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
关于士的标准，孔子把它分为三个层次（最后一种“斗筲之人是不算在内的），按这三种看来，“言必信，行必果”的是属于最后一个档次的，这种人之所以还能称之为士，必也是有其信念的，不像“斗筲之人”的器量狭小胸无大志，他们也有执着的信念，但是与前两种“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和“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对比，他们的信念是相对较为薄弱较为模糊的。
也就是说，他们的执着的是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的，甚至是一个糊里糊涂的偏执狂。他们听命于上面的指令或道听途说不加澄晰，不会明辨是非，只是浅薄固执的寻求“任务”和命令的达成，是类似岳飞听命于十二道金牌虽明知必死而亦返的愚忠，用现代的话来说，第三等的士其实有点儿“傻冒”。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大义、什么是是非。
也因为这一点，言羽把岳飞看低了，岳飞盲目对国君的信任，其实辜负了母亲在他背上所刺的“精忠报国”的大义，让国家和人民受了大难。
在这一点上，其实孟子说得更加明白：“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下》。
孟子说：“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
这一点，言羽非常认同。
《离娄章句下》还有很多篇，有不少佳句和好故事，比如：
“小恩小惠，不知为政”，讲的是：
子产主持郑国的政事时，曾经用自己乘的车去帮助人们渡过溱水和洧水。孟子评论说：“这是小恩小惠的行为，并不懂得从政． 如果他十一月修成走人的桥，十二月修成过车马的桥，老百姓就 不会为渡河而发愁了。在上位的人只要把政事治理好，就是出门 鸣锣开道都可以，怎么能够去帮助百姓一个一个地渡河呢？如果 执政的人要去讨得每个人的欢心，那时间可就太不够用了。”
而后世诸葛亮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三国志》）裴注引 华阳国志》）
说的也正是孟子的意思。
政治家治国平天下，当以大局为重，而不应以小恩小惠去取悦于人，更不应以此来沽名钓誉。
类似的，《论语?子路》第18章有叶公和孔子关于如何对待父亲偷羊的讨论，二人的观点完全不同，一个是叶公说的传统的类似文化大革命大义灭亲的观点，另一个是孔子认为的父子之情坚持内心的信义：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那地方有非常正直的人，爸爸偷羊，儿子就出来检举揭发。”孔子说：“我们那里正直的人与这种正直有区别，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里面。”
其实孔子的意思并不是说“家丑不可外扬”，而有其更深一层的背景含义。他另有一些故事说过相似的情况，就是王侯统治者为了自己的享乐和私欲，不顾老百姓死活，圈地为狩猎场以后，哪怕冬天很冷，老百姓在外面冻死饿死，也不允许老百姓进猎场打猎或拾柴，否则格杀勿论。
父亲为了养活老婆孩子，冒死去猎场偷猎羊或者偷偷捡柴火，儿子知道了，就不应该告发父亲；如果父亲被捕了要被杀害，还应该设法帮助父亲逃走。这才是符合天道的亲情大义，这是远远高于统治者划定的所谓金牌规则的。
可惜这一点傻子岳云就没能领悟啊。
《三国演义》亦有虚写一段，表达了作者对传统愚忠的一些态度。
首次北伐前，诸葛亮曾上《出师表》，谆谆叮嘱刘禅：“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第91回）
而《三国演义》第100回写诸葛亮气死曹真，打败司马懿，后主却听信宦官传奏的流言，下诏宣诸葛亮班师回朝。诸葛亮面见刘禅后，先是戳穿“朕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诏回”的托词，指出：“必有奸臣谗谮，言臣有异志也。”
接着不无愤慨地质问：“今若内有奸邪，臣安能讨贼乎？”对此，刘禅始则“默然无语”，继而赶快认错：“朕因过听宦官之言，一时召回丞相。今日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