澡可不行。我记得她是这样说的。
姑娘叫丁亚琼，一个很好的名字。以至我在很多小说里都愿意将这名字派给一个美丽的姑娘。丁亚琼在海悦的任务是端盘子。她端盘子时经常把她的媚态也放在盘子里伺机出售。可是直到遇上我之前也没能遭遇买主。我在懵懵懂懂的时候成了她的顾客。但那是在酒醉的时候，不能当真的。我在走进那个充满臭袜子与劣质化妆品的混合气味的女工宿舍时，我的酒还没有醒。我的“力比多”可是醒得比我早。我说过，我饥饿了七十多天了。所以那天也里丁亚琼被我整得死去活来。这当然也不能当真的。是酒让我睡了她。谁让她惹我了。
第二天早晨，我醒了。太阳懒洋洋地爬进了气窗。丁亚琼不上早班，便要送我回去。我说，不必了。
可是，你已经要了我了，好看的小说:。丁亚琼说。
我于是冷笑道，那么你要多少？
三百，至少三百，不能再低了。丁亚琼的嘴唇涂得红红的，一张开，便是血盆大口。
在这瓢城，“打枪”可只要三十呀！行情我是懂的。我边掏钱边说，一副老嫖客的模样。
我可不是那一种呀，我是会英语的。丁亚琼说。
又是一个会英语的。我赶忙付完账，随后边飞也似的穿过大厅，推开了大酒店的玻璃旋转门。会什么语不好，偏要会英语。英语把女人全给惯坏了。
我走出门时，听见了丁亚琼在身后喊，喂，方老板，你还来找我吗？
我当然不会再去找这个姓丁的亚琼，尽管她床上的功夫确实不错，够**的，可我不能再找个会英语的货色回去。语言本身没有错，英语是一种高贵的语种。我不会再去找丁亚琼，因为我这时萌发了要逃离这座城市的念头。这一点我没有必要隐瞒了——我在一九九三年八月十日上午七点二十分零三十八秒时产生了要逃离这座城市的念头。从一九九三年八月十日北京时间七点二十分零三十八秒起，这个念头便在我的脑子里生根发芽潜滋暗长了。地点：海悦大酒店的黄海路。
这时候，城市的太阳开始像丁亚琼一样温暖地抚摸我，使我既心旌摇荡又有点感到厌恶。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变得这样莫衷一是立场无定，像一个被人强暴的而又处在**中无法自持的女人一样。我对城市的太阳有点暧昧起来。我总喜欢说姜广平那家伙患有人格分裂症，看来，我也开始染上这种病症了。这种病，大概就是那种被书上说成是精神侏儒症的吧！没错，我们的精神在城市的挤压下已经开始悲哀地萎缩了，而我们的物欲则开始无限度地膨胀起来。你瞧，面对牛了的股市，人们无法不疯狂，面对花花世界鸳鸯蝴蝶，我们也无法控制自己。在**面前，我们束手无策。唯一的上策就是逃离，做到眼不见心不烦。虽然我知道，这只是一种消极的逃遁而不是一种积极的超越。但是，我们常常无法超越自己。现在，我们无法培养城市就只能让城市来塑造我们，是城市让我们成为大腕、白领、小市民或都市盲流的。如果没有城市，我们将什么也不是。唉，城市，让人无可奈何的城市。
现在看来，无论是瓢城接受我还是我接受瓢城都已落在了问题之外。我与瓢城的对峙局面现在已经开始缓解。既然这种对峙的结局是以我的精神的萎缩收场，那我就得逃离。逃离到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去培养我的崇高的精神，并进而使自己成为精神上的巨人。我通读过鲁迅，我尤其爱读他的文言巨著《摩罗诗力说》。我对鲁迅所谓的“精神界之战士”仰慕不已。我的志向就是要成为中国——至少是楚水或瓢城——的一个精神贵族，让所有的人都仰起头才能看见我。但这一点，我知道，已经成为一个妄想，一个童话。瓢城现在正塑造着我。但瓢城对我的塑造，其实恰恰正是对我的毁灭——瓢城正一点点地侵蚀着我，损害着我，分裂着我。我的精神开始走向核桃里了。这是我在十年前无法接受的事实。那时，我在一个文化氛围很浓的都市里念大学。大学培养了我。大学的渊博启迪我应当成为一个学养渊深的人。我也确实那么做了。那个时候，我迷上了先秦诸子百家。和所有有点才气的人一样，我对《庄子》钟爱异常。我在读《庄子·逍遥游》时，看到了这一句：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塘坳之上，则芥为之舟。我至此才知道我老爸替我取名芥舟，是要时时提醒自己很渺小很无能，自己必须以此为诫，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应该说，我老爸为我进入学术界首先准备了一个带典故的很有学究气的大号。我自己也确实有长进。十年前，谁都说我是一个勤奋刻苦的好孩子。可研究生考试时，我还是被英语拦在了门外。所以，可以这么说，我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找一个英语系的女孩子做老婆多少带有点负气报复的味道，或者，企图借助她日后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可现在，我以无法跻身学术界了，我继续被英语践踏着不得翻身。这是很他妈的事，为什么我研究古典文学却要我先学会放洋屁？算了，再见了，王国维任半塘，再见了，钱钟书陈寅恪；再见了，我的复旦大学，再见了，我的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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