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王刘续“为所劫质，囚于广宗”，下邳王刘意“遭黄巾、弃国走”①，淮阳王刘暠“遭黄巾贼，弃国走”②，甘陵王刘忠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为国人所执，既而释之，..（忠）嗣子为黄巾所害”③，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大起义已至尾声，义军还镇压了济南王刘暠④，汉末建安初，诸王国的整个情况是：“是时诸国无复租禄，而数见虏夺，并日而食，转死沟壑者甚众，”⑤，封建统治秩序完全被起义人民打乱，东汉皇朝名存实亡，最后完全崩溃，
其次，横扫世家大族，摧毁了不少地主田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得到某些调整，大起义中，世家豪族受到义军沉重打击，不少地主田庄被摧毁，许多大地主举宗远逃，徐州黄巾攻破北海，有名的经学家“（郑）玄与门人到不其山避难，..而寇盗充斥，西道不通”；于是他们“周旋青、徐、兖、豫之郊，东下寿春，南望江湖”⑥，汝南人许靖逃亡得更远，他同亲友“浮涉沧海，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⑦，其他如逃到辽东的有乐安国渊、管宁、邴原、王烈，逃到交州的有陈郡袁徽、沛郡薛综，逃到江南的有北海王裒、临淮鲁肃、陈留濮阳兴、义阳韩嵩、平原刘暠等，逃到荆州的有河内司马芝、颍川杜袭、赵俨、河东裴潜、琅邪诸葛亮等，这些被迫离开自己田庄的豪强地主，不可能带走他们的土地，就是那些僮奴、佃客、部曲，他们也只能带走一部分，相当一部分人是得到了解放，就像曹休家族那样，曹休本传载，“天下乱，宗族各散去乡里，休年十余岁，丧父，独与一客担丧假葬，携将老母，渡江至吴，”①由于大起义扫荡豪强地主势力，北方出现了大量无主荒地，正如《司马朗传》所记：“今承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②这就极大地缓和了东汉以來土地的恶性兼并，使封建土地占有关系有了某些调整，
黄巾军起义与先前两次农民起义相比，有显明的特点和进步，它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为实现这个口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殊死的搏斗，秦末农民起义的发难者陈胜曾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迈壮语，西汉末年的农民起义提出过“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的要求，然而都沒有像黄巾军这样，把农民的阶级仇恨一开始就引导到推翻反动腐朽的东汉皇朝，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这个根本问題上來，同时，黄巾军第一次把农民④《三国志·魏志·臧**》注引《九州春秋》，
⑤《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世语》，
①《后汉书·乐成靖王党列传》、《下邳惠王衍传》，
②《后汉书·淮阳顷王羡传》，
③《后汉书·清河孝王庆传》，
④《后汉书·献帝纪》，
⑤《后汉书·陈敬王羡传》，
⑥《三国志·魏志·崔琰传》，
⑦《三国志·蜀志·许靖传》，
①《三国志·魏志·曹休传》，
②《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
斗争与宗教活动巧妙地相结合，利用宗教形式把分散的农民发动和组织起來，形成有准备、有组织的全国规模的大起义，这也是前两次大起义所不能比拟的，这表明农民起义领袖的领导水平和斗争艺术，在实践中有了很大的提高，秦末和西汉末年的农民战争，都是在死亡威胁下揭竿而起的，虽然一呼百应，但事先并沒有组织准备，黄巾起义则不同，它事先通过太平道积聚力量，组织起义队伍，然后部署兵力发动进攻，他们不仅有比较严密的组织，统一的行动口号，而且有统一的行动时间，因而能够做到一声令下，数十万人同日而起，这在我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是个罕见的创造，它为以后农民斗争提供了新的经验，张角和他领导的黄巾军英雄们以他们那种不畏**、顽强战斗、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一曲农民革命的正气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