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城乡社教活动”为主题的驻村工作队，要求驻村三年，不仅要“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还要帮助大队抓农业生产。大队干部的多数重要职能改由工作队干部主抓，而原来的村干部只是起配合作用。这天一早就有人带了封信过来，说是要交给工作队长，汪社进接过信件，打开一看，全文如下：
“社进同志，你好！你们这几天生产很忙，特来字有几点工作：（一）关于生产，你们村秧苗是多是少？要是缺苗如何解决？（二）小株密植是先进经验，在生产季节必须大力宣传，多种小株密植；（三）今晚乡里要组织防洪抗旱会议，你大队也要组织各生产队，安排防洪抗旱工作。 此致 敬礼！ 乡长：汪三贵”
那一年萌溪打的秧苗不少，但小株密植后，秧苗不够，还从鸿琴等地调秧来种，结果由于种得太密，得了倒伏病，亩产大减，群众开始私下怨工作队干部，毕竟这关系到每家每户吃饭问题。
这年七月份一天，天气炎热，大队通知村里十六岁以上的男人都到华杨县化肥厂去挑碳氨，论斤计工，每百斤计十分工。从萌溪到华杨县化肥厂来回四十多里，肯定要带干粮和水，这也是要第一天通知的原因。那时化工肥料刚出现，紫杨县还没有化肥厂，能买到化肥那是不得了的本事。而碳氨下苞芦，那是一等一的好货。之所以能买到碳氨得益于汪社进来挂职蹲点前是华杨县物资局副局长，就像现在扶贫工作一样，派出工作队长的单位将全力支持工作。派出汪社进的华杨县物资局正好是华杨县化肥厂的主管部门，只要汪社进提出的要求，又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那还不全力支持？
萌溪小山村都能买到碳氨，着实让周边大村庄羡慕不已，“你看人家村里的驻村干部多了不起，再看我们村的呢，真狗屎！”萌溪的工作队干部的口碑又要好点了，算是挽回了一点因推广小株密植而遭受影响的形象损失。
用碳氨给苞芦施肥必须在离开苞芦根部三寸处挖个凼凼，把碳氨撒进去后还要用土把它盖住，因为碳氨有挥发性，如果不掩埋的话，那效果就大打折扣。这天大家正在萌溪岭脚给苞芦施肥，广大社员分工协作，挖凼的挖凼，施肥的施肥，盖土的盖土，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忽然有一个人喊：“看，那不是刘秋生吗？他怎么回来啦？”
大家顺眼看去，果然看到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用一根竹棍挑着有限的一点行李，正从萌溪岭下来。果然是他，腰还是那么挺，脚步还是那么干净利落。这或许与他多年从军有关。他也发现了大家，老远就和大家打招呼，没有半点陌生感。要知道他离开萌溪已经十三年了，由于在动队表现好，减刑一年，提前回来了。
刘秋生刑满释放回来一下子成了苞芦地里的谈论的热点，也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萌溪村街坊邻居们聊天的主题，更是水氻头每天必谈的内容。说昨晚刘秋生身穿长褂、脚穿钉靴、拄着文明掍到了哪一家，拿了五斤米票，说了什么话，提了什么要求，那位村干部是怎么答应的；第二天又去了哪位亲戚家，送了粮票、布票和肥皂票，说是感谢这么多年对他老婆和孩子们的照应；第三天又去了谁谁谁家，给了什么东西，说了什么等。感觉刘秋生的一举一动都在大家的监视下，从未逃离人家的视点。但也有人很好奇：他一个劳动犯，劳动期间又没有什么劳动报酬，怎么有这么多东西送人啊？
年底的时候，刘秋生回家还没有几个月，从白神山农场来了几个干警把他给带走了，说是他贪污了大量的有价证券和物资，带回去配合调查。
原来新中国刚成立后不久刘秋生就送到了白神山农场劳动教育，那时候物资极度匮乏，他私下和狱警说他能帮助农场搞到一批自行车，多不敢说，三五辆应该不成问题。要知道那时买自行车，特别是上海产的永久牌和凤凰牌自行车，好比现在买飞机，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所有物资统购统销，不是说想买就能买的。
一开始农场干部也没当真，但经不住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说他大哥原来就是在上海经营外贸的、二哥是食品公司的，自己在上海混得怎么怎么好。领导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让一个领导和两个便装警察带他去了上海。果不其然，他不负众望，真的就帮助劳动农场买回了五辆自行车，还有香皂、毛巾和上海牌缝纫机，哇塞，这家伙太有才了。从上海回来后，农场里就把他从劳动组调到后勤组，再后来就当上了后勤组组长，到街上买菜、买什么东西都不再有人跟着，于是他就利用岗位之便，每次买东西时省一点这票、那票，又用这些东西打点劳动农场里的干部，获得更大的自由。久而久之，他比一般的农场干部还自由、权力还大。问题就出在这里，时间长了，日积月累，泉水叮咚的小溪也会变成惊涛骇浪的滚滚大河。一个被劳动人员尚且能腐败到这种程度，想一想，失去监督的权力是多么可怕。
刘秋生被第二次带回去后又重判八年，等他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白发老人了。
一九七二年冬天，刘秋生咳嗽厉害，低烧、咳脓痰。赤脚医生说可能得了肺炎要打青霉素，而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