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秋生七月份也从上海回来了。他不是来处理田的，而是从上海部队里“逃”回来的，家里的田早被父亲处理光了。
刘秋生一九四四年冬天到了上海，那时他爹已经是浙江湖州的徽州商会会长，但两个儿子常驻上海，老大刘秋培开了家商贸行经营东南亚茶叶和橡胶经贸生意，老二刘秋亮与人合伙创办了上海汽水厂。这两年上海不太平，各个厂里都成立工会，负责协调东家与工人的一些事。老三刘秋生在老家是当地十三太保之一，把个石灰窑办得也是风生水起，这次老爷子出面让老三过来是帮助老二管理汽水厂里的事情，于是一来就当了工会主席，不久就评上了上海食品工会常委。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本来以为厂里的日子会平静些，哪晓得不到一年，上海闹腾得更厉害了。上街经常能碰到火拼，横尸街头。厂里也经常出现预想不到的事，一会儿这个被逮捕了，一会儿那个找不到了，尽出些怪事。工会里就五个人，一个老的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女工，不久前被军统抓去，说她是共产党，刑讯逼供三天三夜，实在找不到证据才放了出来，但人已经被整得半死。
刘秋生除了帮二哥管理汽水厂以外，还帮大哥偷偷地送橡胶轮胎和一些根本不是他们商贸公司常规经营的机器零件到一些不应该买轮胎机器配件的地方。一九四六年底，他大哥让他去国民党军队给一个师长当秘书，由于他处理事情果断、机灵，点子多，文笔又好，一年不到就升了连长，但还是留在师长身边工作。这样他为他两个哥做事更方便了，特别是送货和开通行证方面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但是，就在不久前，他的两个哥哥都神秘地前后失踪了。他感觉不大对劲，匆匆给师座留了字条，跑了回来。说实话，回来的路上他的一身军装和军官证给他减了不少麻烦。他知道这趟回乡再也回不到上海了，一路上盘算回家做点什么，正好同船的几个商人正悄悄地谈论解放区都在搞合作社。他心想“合作社”这词时髦，回乡也打算搞个合作社。
其实他听说的“合作社”，与他要弄的“合作社”不是一码事。前者是在解放区成立农会，共同建立合作社，解决大生产和互助生产问题；他要搞的合作社就是几个人合伙做生意。于是他那年与人合作在萌溪下面一个大村鸿琴挂牌成立了“合作社”，萌溪村在外学生意的几个年轻人也被他聘回来站柜台、管账房。陈守成本来出去做生意了，又被他从昆山请回来的做账房先生。他自己俨然老板一个。
树欲静而风不止，刘秋生这次回乡只想做点生意过点安稳日子，谁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时正逢乱世，合作社开张不久就被几个长衣痞子盯上了。长衣痞子是官痞，短衣痞子是黑社会，强盗。长衣痞子把他娘捆到区公所，没任何理由，需要五百两白银去赎人。刘秋生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合作社了，哪有多余的钱去赎呢？没办法只好拍电报向在湖州的爹求助。他爹接到他的电报后立即写了封信给结拜兄弟紫杨县伪县长，派了伙计带了五百现大洋赶往紫杨县，让伪县长签了个字，又赶到大伏区公所把信给队长看了，再把钱奉上。队长说，有县长的签字还要钱干吗？伙计说，来时老板交代过了，钱不是赎金，只是给兄弟们的几个辛苦钱，买点酒买点烟，儿子刘秋生在这边做小本生意，还希望以后多关照。那队长也笑眯眯地收下，把刘秋生的老娘放了。
自从萌溪保卫战后，瘌痢星上次被抓吃了亏后，只要与军队有关的事，都不敢明管了。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萌溪过兵明显比原来多了起来，一会从华杨县往紫杨县来，一会又从紫杨县往华杨县去；一会是国民党的兵，一会儿又是共产党的军队。搞不拎清的啦！最可恶的是国民党兵，一进村就像强盗一样，见到人就打，不管什么都抢、都偷，村民基本都躲在山上，家里几乎不敢呆。据说有一次兵痞进村，程莲宝带着不满一岁的婴儿和其他村民一起躲在山湾里，小孩哭，她用奶堵住小孩嘴巴，不准他哭，兵痞子过了，小孩也闭死了。老百姓提心吊胆，过着民不聊生的日子。
刘秋生胆子大。他把合作社交给陈守成打理，自己经常往萌溪跑。这天他一人在家拉板琴，听到祠堂坦下面吵闹和哭喊声，估计又是兵痞子进村了，立马穿上从上海带回来的军装，戴上军帽，揣着手枪，提着文明棍就出门，正好经过刘全家，知道他家老二有一张与很大一个军官的合影，就向刘全借了，说救人要紧。果然三四十个兵痞在祠堂坦抢了一个妇女的耳环和手镯，还把一对赶骡的父子打了一顿让他们回家拿钱，钱拿来了又要扣骡扣物，还要他俩送到华杨县去。刘秋生一见这场景，见到那个兵痞头子拿起文明杖就一闷棍。其他兵痞子突然发现一个军官出现在面前也呆住了。刘秋生把枪往桌子上一拍，道：“老子家几个乡亲你们也敢打敢抢？真是无法无天啦！”他扫了一眼那些发愣的兵痞：“你们知道我是谁？老子是上海警备司令部师长某某的秘书， 我这还有与部队首长的合影，要不要看？”他把照片在那些兵痞子面前亮了一下。那些兵痞子看不清那上面的年轻人是不是眼前的军官，但坐在椅子上的那个蒋委员长大家再熟悉不过了，知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