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严，那排场威严的不得了，够帝皇气势！我听说一件事，一日中午，仪仗卤簿过扬州正街，一个妇人要做中饭，到自家顶楼敲打燧石点火（跑楼顶做饭，奇怪）。不料被御前侍卫发现了，策马过来，一箭射死。”范昭一惊，问道：“怎么这样？”颜老爷微微一叹，道：“听官府里的人说，那妇人敲打燧石，犯了惊驾之罪。”范晔明白过来，道：“昭儿，这事怨不得侍卫。如果有人想用火器行刺，引发火器之时必会敲打燧石，所以，侍卫宁可错杀，也绝不姑息。”颜老爷高挑大拇指，赞道：“亲家见识高。若不是亲家解说，我还糊涂着。来，敬亲家一杯。” 在乾隆年代，世界上最先进的火枪是燧发枪，其次是火绳枪，再次是火铳，民间火器不多，但是火铳这种比较低级的军器是可以自制的，激发用燧石打火，所以妇人敲击燧石，确实犯了忌讳。范昭也听懂了，心里却为那妇人喊冤。范昭看看父亲和岳父，二人把酒言欢，没有一丝替那妇人被冤杀而惋惜的意思，顿时，范晔慈祥形象在范昭心里大打折扣。 原来，许时今（范昭）曾经和经理袁文（老大乾隆）探讨过一件事情：1989年2月的一天傍晚，天空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东德士兵亨里奇发现有一个人乘着雨雾企图翻越柏林墙逃到西德去。亨里奇毫不犹豫地举起手中ak—47冲锋枪，击毙这个人——年仅22岁的东德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事后，亨里奇还受到上司的嘉奖，成为英雄。仅过了几个月。1989年底，柏林墙被推翻，东西德终于回归统一。亨里奇射杀翻越柏林墙的东德青年格夫洛伊事件，遭到格夫洛伊家人的起诉，要求追究亨里奇的法律责任。1992年2月，卫兵亨里奇因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的青年格夫洛伊而在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受审。辩护律师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线。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格夫洛伊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 这“最高的良知”（或正义）就是法理学上“超越实在法的法”，而违反正义的立法就是“实在法的非法”。依这种“法”去执法，也是犯罪。 范昭思潮起伏时，颜老爷问道：“贤婿似乎酒量不佳，上头了？”范昭看到岳父一脸关切，才想起自己是在大清。遂强颜一笑，道：“岳父与家父相谈甚欢，孩儿当静听。”“好。”颜老爷称赞一声，道：“亲家养得好儿子，诗书继世，世人称羡。”范昭想到红儿，宁肯做自己的填房，也不愿意嫁作他人妇。而梦琪，似乎是和红儿一个心思。“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一个等级制度，我又能怎么样呢？”范昭在心里默默安慰自己。 异史氏曰：在21世纪，貌似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其实，你拥有的资产、你的收入、你的家庭背景等，就决定了你的生活圈子。人类社会的阶层等级，任何历史时期都是存在的，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罢了。红儿宁肯填房，也不愿意外嫁他人妇。也许是因为红儿深爱范昭；也许是因为红儿担心自己出身低贱，掌握不了自己的未来；若是红儿能给范昭生上一男半女，今后的生活就有了依靠。梦琪的想法，多半与红儿相似。 注1：文中所引悼念词为晚清著名思想家、散文家冯桂芬之作《江阴阎公祠》。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吴县（今js苏州）人，曾师从林则徐。道光二十年进士，榜眼，授编修，咸丰初在籍办团练，同治初，入李鸿章幕府。少工骈文，中年后肆力古文，尤重经世致用之学。在sh设广方言馆，培养西学人才。先后主讲金陵、sh苏州诸书院。冯桂芬为改良主义之先驱人物，最早表达了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著有《校邠庐抗议》、《说文解字段注考证》、《显志堂诗文集》。 注2：“学道明先圣，习书启大贤。文章高尚国，万事永朝天”是作者族谱辈份。 注3：徐珂《清稗类钞》《高宗禁卫之严》载：高宗南巡之。经扬州也，地方官办皇差者，每于运河两岸之支港汊河、桥头村口各设卡兵，禁止民船出入。御舟行时，塘河两岸，左右打纤曰龙须纤。每纤道一里设站兵三，惟许村镇民妇跪伏瞻仰，于应回避时，令男子退出而不禁妇女。一日，御舟过平望，两岸市廛栉比鳞次。适一女将炊，于楼头钻石取火。火光熠烁不定，御前侍卫见之，以为潜蓄逆谋，将危及卤簿也。遽从舟中发一箭，女遂应弦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