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 初夏, 南非，约翰内斯堡。
张纯情站在位于开普敦市中心那幢大厦下抬头仰望。
这幢大厦四十六层, 为南非第三高楼, 第二十层到四十六层是SN能源的写字楼, SN能源有三千八百名职工在这幢大厦办公，其中就包括SN能源首席执行官宋猷烈。
宋猷烈, 这个名字对于张纯情来说并不陌生。
打一开始，她曾经用恶毒的语言诅咒这个名字的主人。
但没用, 镶在墓志铭上那名青年男子的笑容已经泛黄，宋猷烈还是好好的, 甚至于比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人都过得好。
逐渐, 恶毒诅咒变成了宛如对亲人的昵语“宋猷烈，你要活得好好的。”诅咒宋猷烈断胳膊断腿已经无法抵消张纯情对他的怨恨。
宋猷烈大部分时间都在南非, 于是，张纯情在妈妈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成为南非《城市报》一名实习生。
每天, 每天，张纯情总是对杜立新说“哥哥, 请帮帮我。”“哥哥, 你一定要帮我。”
终于——
一个礼拜前, 《城市报》得到一次采访宋猷烈的机会，负责采访宋猷烈的是报社最有经验的科莱, 随行者还有贝拉。
贝拉和张纯情是校友, 比张纯情高两级, 比她早一年半来到约翰内斯堡，她们在同一个社区长大，从蛋糕分着吃到衣服换着穿，贝拉也是杜立新葬礼唯一非亲属关系人员。
确认采访消息后，张纯情马上打电话给贝拉。
直到两天前，贝拉才答应她的要求。
昨天，通过简短采访模拟测试后，报社更新了告示：前往采访宋猷烈的随行记者从贝拉改成张纯情。
随行记者字面上好听而已，其实干的是小跟班的活，提提包，跑跑饮水机帮忙做做笔记。
两个半小时前，公寓房间，张纯情在化妆时贝拉推门进来，拿起化妆纸不着痕迹擦了一下嘴唇，把口红放进包里。
贝拉开门见山问她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只是想拜访那辆Koenigsegg CC8S的主人。”张纯情只能再重复一次，之前她已经在电话和贝拉解释得很清楚了。
贝拉看着她，看看这眼神……张纯情转过身去，来到窗前，她得透透气。
“May，”贝拉叫着她的英文名字，“你很漂亮。”
“谢谢。”看着自己投递在窗户玻璃上的脸，在化妆品的堆砌下看起来好像是有几分姿色。
“你漂亮开朗，你很受异性欢迎，很多亚裔男生都想和你约会，知道他们都是怎么说你的吗？‘May的笑容充满感染力，她像她的名字一样美好’。”
May中文发音为“梅”，英文译释：五月的女孩。
这个英文名字是妈妈来到英国后给她取的。
母女两初到大不列颠时恰好是英伦的五月，妈妈给她取了“May”的英文名字，希望她们能有个好的开始。
离开中国那年，她六岁，有个叫杜纯情的中文名字。
伴随一纸离婚文件，杜纯情变成张纯情，妈妈姓张。
杜纯情变成张纯情，而杜立新还是杜立新。
杜立新真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妹妹总是生病，妹妹太瘦了，妈妈有收入不错的工作，妹妹跟妈妈过肯定会比跟着爸爸好。
于是，他选择没有工作的爸爸，在妹妹离开前偷偷把零钱罐放进她行李箱里，假期打工也是为了兑现离别时对妹妹的承诺，等他有能力了每年到伦敦陪妹妹过生日，从杜立新十八岁起，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这个惯例在二零一二年戛然而止，以后每年张纯情永远也等不来杜立新。
那个叫做杜立新的年轻人在陌生的异国他乡整整躺了六个小时，这六个小时里没人走近看他一眼，任凭他僵硬的身体被雪花覆盖。
冷吗？哥哥？很冷吧？哥哥。
从此以后，摩尔曼斯克在张纯情的回忆里是一座永远都在下雪的城市。
在那座城市，她还亲眼见到自己爸爸低着头哈着腰跟在一名中年男人身后。可笑地是，中年男人是肇事者的律师。
那一刻，世界呈现出极其怪异的形状。
更可笑的为：她和那座城市的人们一样只能透过网络、电视、媒体去了解事件发展。
最后，她通过电视看到肇事者在律师的簇拥下从正义女神雕像下走过，作为死者家属她唯一获知的消息是，肇事者的中文名字叫做宋猷烈。
这还是一名中驻俄大使馆工作人员偷偷告诉她的。
宋猷烈！现在把这个名字放在心头上时，张纯情已经不会被气得发抖，映在玻璃窗上的那张脸也是一派平静。
相信，在见到宋猷烈时也不会起任何波澜。
和脸一样平静的还有声音，声音一如既往：“贝拉，你想说什么？”
“May，宋猷烈不是为了博取你笑容而在草坪上连翻跟斗的同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