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讯问就开始了。
当张副局长不在时，专案组的核心人物依然会是李钟鸣。他是一个性格强势的人，在任何场合都善于控制局面。
所以，他第一个开口说话：“同志们，对我们认为有嫌疑的八个人的第一轮讯问，是由我和石岳队长、郑浩三个人一起完成的，已经排除了其中的五个人，因为他们的确有当时不在场的证据。现在，还有三个人，我们认为有很大嫌疑，要进一步进行讯问。按照张副局长的要求，就是我们全专案组的同志都参与讯问，所以特意安排了监听室，还是由我和石岳队长来负责。另外原来负责讯问的郑浩，换成法医科的金子明科长。现在留下我和石岳、金子明，其余你们几个，就到隔壁监听室进行监听。我的提议大家同意吗？”
最后这句话，也仅仅是一句客套。我和郑浩几个人站起身，按照李钟鸣的安排各就各位。
我跟随郑浩他们来到审讯室隔壁的监听室。
西城市的监听室，并不像西方凶案电影中那样，有着完全现代化的监听设备，而仅仅是和审讯室一墙之隔，中间的墙壁上有一米宽的空洞，空洞上装着单面透视玻璃。这样坐在监听室里的人就可以看见讯问室，而讯问室的人则看不见监听室里的人。
我们都关掉传呼，或坐或站在监听室，等待讯问开始，郑浩和我站在一起。
李钟鸣、石岳和金子明进入了讯问室开始讯问。
第一个走进讯问室的是一个年龄在二十多岁、神情委琐的男子。
这人叫冯强，他就住在文化街，住处在“98.1.16”受害人齐阳家的后面一排，是一名无业吸毒者。据他自己说，案发时他在家睡觉。
1988年这个人多大呢？我看着他的脸想，同时，我也努力想从他那张颓废而蜡黄的脸上寻找沈小川所讲述的他所看到的那个人的影子，但是却没有。眼前的人给人整体的感觉是腐烂的、垮掉的，他不停地打着哈欠，似乎已经没有多少精力去应付警察的讯问。
他坐在李钟鸣、石岳、金子明的对面，整个人正对着我们。
先是例行公事的询问，这名叫冯强的二十五岁男子慵懒但是清晰地回答了提问后，又弱弱地反抗一了句：“你们上一次不是已经审问过我了吗。”
就在这句话刚落，我看见李钟鸣站起身走过去，狠狠一脚踹在了冯强的腰上，这个瘦弱的男人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后，闭上了嘴。
我情不自禁地低声“啊”了一声，我身边的同事不约而同地侧脸看我。
我捂上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真正的刑事讯问，我没有想到会有暴力。郑浩也看着我，他似乎对眼前发生的情景也早已习以为常。
不要采用暴力去讯问嫌疑人。这是李洋帆教授在课堂上讲给我们的一句话。他告诉我们，因为嫌疑人会撒谎，而暴力就是催化剂，会使讯问的方向更加偏离轨道，并且也违背法律精神。真正的讯问，应该是讯问人和被讯问人双方在心理上的一场战争。
审讯室的讯问在继续。
李钟鸣让冯强详细地讲述一遍案发当时，也就是1998年1月16日下午4点多，他在做什么。
“我在家里睡觉。”冯强用一句话回答了提问。
“有没有证人？”石岳问。
“没有，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妈在1月10日就和我妹回东北老家了，准备在那里过年，我爸当天上白班。你们也知道，我是一个坏分子，吸毒，又没钱没工作，所以家里人都当我是多余的，恨不得我早点死了。我中午没吃饭，也懒得生火，睡觉是因为又冷又饿没力气。我还杀人？我连走路都快走不动了。”
“你从几点睡到几点？”
“从下午一点睡到五点。”
“中午没有醒来，没有上厕所？”
“醒来过，但是没上厕所,因为一整天我没吃饭也没有喝水。”
——讯问毫无进展。
第二位受讯问人：赵四林，三十二岁，外来农民，在水四路租房做装修工，离“98.1.19”案受害人周蓉家很近。在1月16日也有作案时间。这个人在1997年曾因为和西城矿业公司的职工里外勾结倒卖过废铜而被拘留过十五天，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劣迹。春节前，他因为冬季生意清淡，老婆又提前回家过年，他自己在街头承揽擦玻璃、清洗抽油烟机的生意。而在1月19日，他刚好在家休息，由于是租房户，和周围邻居不太有来往，因此没有人知道他当时在家干什么。
赵四林很魁梧，是一个地道的西北汉子，但当走进讯问室时，粗糙的脸上带着巨大的惶惑，似乎身子都在微微颤抖。
他操一口地道的陕西关中口音，我听的不是太懂，但是从李钟鸣和石岳的问话中，我大概能知道他的讲述。
他说他因为感冒，在1月19日下午一直在家休息，中午自己热了头天晚上剩的面条，就着腌酸菜吃了，因为老婆叮嘱他要赶过年回家时把腌的酸菜吃完，不能浪费。然后他喝了一碗热姜汤，